2020那年,美國特朗普政府簽署行政命令打壓中國的應用程式,宣稱其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隱患和威脅。我當時在職場,感受到中美關係空前的緊繃和冰點。中美兩國的經濟科技各方面正在角力的時候,讓人不禁自問:“作為東南亞出身的華人,我的身分定位是什麼?”記得當時有朋友調侃,我在美國科技大廠上班就是名副其實的“美方人員”,而又持有中國清華大學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學歷,身分可疑,這真是讓我感到啼笑皆非。
祖父從中國下南洋落腳新加坡。父親完全不諳中文,上的是英殖民時代創立的英校,一生自豪自己參與了新加坡的開國建設。父親堅持把孩子送到華文學校,並提醒我們身為“華人”需懂得自身的語言文化。歲月的巨輪推動著時代演進,中學畢業後,父親建議我到中國留學,他說中國將崛起成為富強的國家。這之中當然帶著他對中國的一些想像、身為華人對中國的期盼,現在回想他當年的說法,也確實有其先見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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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此去了北京清華大學上大學本科,然後又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上碩士班研究所。記得很清楚,大學畢業後中國迎來了北京奧運會;研究所畢業以後,中國經濟正在騰飛,互聯網公司如騰訊、阿里巴巴等逐漸嶄露頭角。輾轉我來到了矽谷,並開始在科技大廠立足。帶著中國及新加坡的學歷,東南亞華人的身分,在蘋果公司那幾年,我常被美國同事誤以為是中國人;中國大陸同事誤以為我是香港人(因說流利粵語);被香港同事誤以為我是臺灣人。一開始大家都不會想到我是東南亞華人,直到自我介紹以後,大家才真正認識我的背景。在蘋果公司審核部門裡,我是屬於稀有的中國兩岸三地以外的華人,甚至有人說我是屬於相對“身分中立”的“Chinese”。
加入科技公司之前,我曾在美國政治人物身邊工作,服務選區及涉足選舉。進入科技公司以後,為了避免敏感,我幾乎就不在職場裡談政治了。當時候,面臨全世界提審的手機應用程式(mobile apps),我甚至懷疑,打壓幾款手機應用程式可以在政治上起到什麼作用?很多的政治干擾讓人忽略了技術的事實,而捲入了政治議題的各種喧譁取寵。
輿論譁然多於實事求是
當時,我的工作就是一份“實事求是”的工作,從技術構建上分析應用程式的問題。有人問我:你們真的不會有偏頗嗎?我想科學之所以偉大,是因為科學不應參雜人為主觀因素,科學體現的應該是客觀的存在。當然,作為企業要在特定國家地區合法營運,就必須遵守該地的法律,任何國家通過的法案都需要遵守。
顯然的,我雖然從政治圈轉換跑道到科技公司,還是擺脫不了政治紛擾。我常提醒自己,判斷一個科技產品功能該用科學和技術手段去解釋;分析政策條文(policy guidelines)則需以普世價值觀(universal values)、約定俗成的地方性文化習俗去解讀。在科技公司裡,我們應理性提供業務的闡述,而非捲入政治的各種陰謀論(political speculation),那便是工作上的專業。
2018年,臉書創始人兼總裁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臉書隱私危機的聽證會上,展開了一場精彩絕倫的的答辯大會。那一次讓我真正見識到,一旦科技背後涉及了其他的意識形態,足以掀起一場腥風血雨。可笑的是,後來科技公司被政治勢力纏上,我們還得使勁又以科學首發去論證:科學產品是如何不受政治干擾和支配。
我想,政治人物需要曝光率和選票,而科技產物如手機應用程式需要流量和受擁護歡迎,某種程度兩者皆有著相似的需求。如何讓政治迴歸政治、科技迴歸科學,是當代中美關係角力重要的課題。我們在兩國競爭的緊繃時分,如何理性地讓政治迴歸治國,科技迴歸發展國家所用,而非借似是而非、沒有憑證的論述來打壓科技的發展,這是讓人期待的人類文明進步進程。
當科技遇上了政治,對一般的市井小民來說,輿論譁然多於實事求是。期待兩個泱泱大國比賽的是文明的進步,而非對科技發展的打壓;當科技遇上政治,應該有更融洽的應對,而非抑制彼此的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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