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特假／02】突如其来的特假，砸了谁的饭碗？

对厂商利益有损，国家经济无损

拉曼大学商业与金融学院副教授黄锦荣直言，特假对整体经济影响其实不大。他解释，特假当天的经济活动通常一切如常，厂商照旧生产。问题在于雇主必须支付员工双倍薪水，本来应该属于厂商口袋的钱转移到员工兜里。“所以这种损失是厂商利益的损失，但对国家经济并没有损失。”

双威大学商学院讲师古纳（Dr Guna Seelan Rethinam）也说，特假的代价往往是雇主得支付额外的薪资。以我国1530万劳动力来计算，特假当天享双倍薪水（假设50令吉）。那么一天特假，雇主得额外支付的薪资高达7亿6500万令吉。“这全由企业公司承担，而非决定特假的人。”

古纳解释，有些公司保障薪资开销的做法是，在特假当天将员工分成两批，各做半天。如此一来，即保障了基本生产量，也不用付出额外的双薪开销。

以上只是特假对私人企业的部分影响，更多冲击远超于数字所能表现。两位学者不约而同点出，我国那么多特假，症结在于突如其来，造成最大的影响是搅乱了企业、厂商和百姓的日常安排。黄锦荣说，一家公司的时间、人手、现金流等安排全都可能因突如其来的特假乱了套。

众口难调，放特假不全然是好事或坏事

于员工而言，特假也不全然是好事或坏事。古纳说，如果公司决定放假，员工就失去赚取双倍薪资的机会。而更想放假的员工，又会觉得公司为何有假不放？

在私人企业有多年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古纳说，问题在于雇主和员工之间对于特假有没有共识。如果政府突然宣布特假，一半的人想要放假，一半的人想要赚双倍薪水，做决定的雇主都会陷入两难。久而久之，公司会浮现不和谐的文化和氛围，员工不满雇主为何总是不跟随政府宣布而放假；反之亦然，不满雇主为何总是跟随放假，不让雇员有机会赚取双倍薪资。

“除非公司有很好的一套管理和沟通机制，不管政府如何宣布假期都有一套应对方式。”古纳说，“但是大部分公司并没有。”

以行业领域来看，古纳指出，农业和种植原产业本来就是全年无休的，特假的影响其实不大。比较受到冲击的是有季节性质行业，例如零售业、旅游业、酒店业和服务业。假日往往是这些行业的高峰期，平日可能只需要一名店员，假日至少要有两名才能应付，遇上特假，雇主得临时调动人手。然而，各行各业的供应链是相互影响的，例如餐饮业，前端的制造商也受影响，不能说放假就放假。医疗业也是，病人多寡是不能控制的，医护人员人手安排也难能因特假说变就变。

从劳动阶级分析，古纳说，特假对白领阶级的影响不大，但是对蓝领阶级，尤其是日薪劳工影响甚大，如果雇主选择跟随放假，他们就少了一天，而且是双倍的收入。

放特假变新常态，特假还有意义吗？

黄锦荣认为，特假本来就是特例，可是当特假越来越频密，甚至变成常态，会培养一种“什么事都先来个假期”的心态。他探究的是假期的意义与共识，原有的公共假期如农历新年、开斋节等佳节，有集体欢庆的意义。但是选举，过半的选民支持A成立政府，相等于剩下的人不支持他，那真的有普天同庆吗？又如球赛，有一大批民众是不看球的，欢庆什么呢？黄锦荣质疑，类似球赛或选举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的平常事，那么放特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古纳也说，特假太过频密已经塑造民众期待体育赛事胜利，以获得假期。“不是不能宣布特假，但可以更弹性安排。”他以过去在阿布扎比工作的经验为例，一个宗教节日落在星期二，当地政府就把假期挪到周末，让民众可以享受到星期五至星期天的3天连假，同时达到休息放松的效果。

特假频密带来的工作文化、态度影响目前仍抽象

至于“特假导致降低生产力”，黄锦荣从经济学角度点出当中谬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或用同样时间完成更多工作，叫做高生产力。因此，在有假期的情况下工作如期完成，其实是提高生产力。

黄锦荣说，许多国家开始探讨四天工作制以提升健康生产力，虽然都是假期变多了，但这与放特假的差别在于对待工作的态度。如果落实四天制，人们清楚意识到自己要在更短时间内完成任务，才能好好享受接下来3天休假日，“所以它是一个提前的计划。”

但是特假是人们意想不到的，突然从天而降，心态变成：反正明天假期，手上的工作也不用完成了，后天再看吧。这种心态反而拖慢工作进程，甚至会让人在球赛接近时期盼假期，而不考虑工作了。

黄锦荣说，特假频密带来的工作文化、态度影响非常抽象，难以数据化来反馈，而且是3年、5年后潜移默化形成，政治人物在宣布特假的当下怎么会在乎多年以后的不良效果？

未来，可让员工自主假期

古纳也点出，每次政府因球赛胜利临时宣布特假，通常都在晚间，人们这时就在等公司的最新宣布。可是，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也需要时间请示高层，来回检查公告确保无误才能发出，也许已经是隔天早上了。他说，放假时人们通常在开工前一晚准备调整成工作心境，而特假来得突然，满脑子都在烦到底要不要上班。就算隔天真的不用上班了，也已经“心累”，这种心理变化也会影响到放假休息的成效。反之亦然，如果准备好心情放假，结果公司决定照常上班，工作成效也会打折扣。

至于经年累月培养而成的特假风气是否有转圜的余地，黄锦荣并不看好。在他看来，特假影响的就是两方，获益的劳方和利益受损的资方。尽管商界各个公会已经重复强调特假带给他们的损失，但政府对这些施压无动于衷。

在特假风气一时半刻无解的情况下，两位学者强调“规划”。黄锦荣以一些西方国家为例，虽然假期多，但是许多法律赋予的自主假期，意即人们可以自行安排如何使用这些假期。如此一来，一个员工要去旅行、看球赛等等，都可以事先请假，公司也得以提前规划部署。

古纳也举例，穆斯林可以请朝圣假期前往麦加。类似的概念可以取代临时宣布特假，政府把这些可能的特假添加进雇员的年假，由他们自主决定用途，而非动不动让所有人跟着放假。他认为，将假期权利赋予员工，让他们自主决定时间，同时也能保障公司的运转得到事先安排，让特假带来的冲击至少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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