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認為,特假本來就是特例,可是當特假越來越頻密,甚至變成常態,會培養一種“什麼事都先來個假期”的心態,例如,民眾會期待體育賽事勝利,以獲得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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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本刊 白慧琪
攝影:本報 黃冰冰
2022年9月11日,柔佛與登嘉樓都為大馬足總盃(FA Cup)放特假。其中,登州政府早於8月28日就發文告預告特假,以方便球迷於9月10日晚上觀看決賽後不需要匆忙趕回家。柔佛州政府則是在柔佛達魯達格敬(JDT)奪冠後,宣佈隔天放特假一天。
●來做數學題:
據大馬統計局2020年,登嘉樓總人口126萬,僱員46萬5000人;柔佛總人口377萬,僱員177萬5600人。2022年大馬足總盃決賽觀賽球迷8萬4000名,假設支持者各半,兩州各有4萬2000名球迷。取最低薪資1500令吉,基本工資率(ORP)57令吉70仙,特假工作者可獲雙倍薪水。
為四萬多人的方便,登州的僱主們必須額外支付薪資2683萬零500令吉。當然,換句話說,四萬多人因此獲得雙倍薪水,就算沒贏球還是很開心?在柔佛,額外付出/收穫的薪水達1億零245萬2120令吉。不過,377萬人也必須在深夜臨時臨急安排隔天的行程。
試問身為政治人物、僱主、僱員、學生、家長的你,這樣的特別假期,好嗎?
對廠商利益有損,國家經濟無損
拉曼大學商業與金融學院副教授黃錦榮直言,特假對整體經濟影響其實不大。他解釋,特假當天的經濟活動通常一切如常,廠商照舊生產。問題在於僱主必須支付員工雙倍薪水,本來應該屬於廠商口袋的錢轉移到員工兜裡。“所以這種損失是廠商利益的損失,但對國家經濟並沒有損失。”
雙威大學商學院講師古納(Dr Guna Seelan Rethinam)也說,特假的代價往往是僱主得支付額外的薪資。以我國1530萬勞動力來計算,特假當天享雙倍薪水(假設50令吉)。那麼一天特假,僱主得額外支付的薪資高達7億6500萬令吉。“這全由企業公司承擔,而非決定特假的人。”
古納解釋,有些公司保障薪資開銷的做法是,在特假當天將員工分成兩批,各做半天。如此一來,即保障了基本生產量,也不用付出額外的雙薪開銷。
以上只是特假對私人企業的部分影響,更多衝擊遠超於數字所能表現。兩位學者不約而同點出,我國那麼多特假,癥結在於突如其來,造成最大的影響是攪亂了企業、廠商和百姓的日常安排。黃錦榮說,一家公司的時間、人手、現金流等安排全都可能因突如其來的特假亂了套。
眾口難調,放特假不全然是好事或壞事
於員工而言,特假也不全然是好事或壞事。古納說,如果公司決定放假,員工就失去賺取雙倍薪資的機會。而更想放假的員工,又會覺得公司為何有假不放?
在私人企業有多年人力資源管理經驗古納說,問題在於僱主和員工之間對於特假有沒有共識。如果政府突然宣佈特假,一半的人想要放假,一半的人想要賺雙倍薪水,做決定的僱主都會陷入兩難。久而久之,公司會浮現不和諧的文化和氛圍,員工不滿僱主為何總是不跟隨政府宣佈而放假;反之亦然,不滿僱主為何總是跟隨放假,不讓僱員有機會賺取雙倍薪資。
“除非公司有很好的一套管理和溝通機制,不管政府如何宣佈假期都有一套應對方式。”古納說,“但是大部分公司並沒有。”
以行業領域來看,古納指出,農業和種植原產業本來就是全年無休的,特假的影響其實不大。比較受到衝擊的是有季節性質行業,例如零售業、旅遊業、酒店業和服務業。假日往往是這些行業的高峰期,平日可能只需要一名店員,假日至少要有兩名才能應付,遇上特假,僱主得臨時調動人手。然而,各行各業的供應鏈是相互影響的,例如餐飲業,前端的製造商也受影響,不能說放假就放假。醫療業也是,病人多寡是不能控制的,醫護人員人手安排也難能因特假說變就變。
從勞動階級分析,古納說,特假對白領階級的影響不大,但是對藍領階級,尤其是日薪勞工影響甚大,如果僱主選擇跟隨放假,他們就少了一天,而且是雙倍的收入。
放特假變新常態,特假還有意義嗎?
黃錦榮認為,特假本來就是特例,可是當特假越來越頻密,甚至變成常態,會培養一種“什麼事都先來個假期”的心態。他探究的是假期的意義與共識,原有的公共假期如農曆新年、開齋節等佳節,有集體歡慶的意義。但是選舉,過半的選民支持A成立政府,相等於剩下的人不支持他,那真的有普天同慶嗎?又如球賽,有一大批民眾是不看球的,歡慶什麼呢?黃錦榮質疑,類似球賽或選舉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的平常事,那麼放特假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古納也說,特假太過頻密已經塑造民眾期待體育賽事勝利,以獲得假期。“不是不能宣佈特假,但可以更彈性安排。”他以過去在阿布扎比工作的經驗為例,一個宗教節日落在星期二,當地政府就把假期挪到週末,讓民眾可以享受到星期五至星期天的3天連假,同時達到休息放鬆的效果。
特假頻密帶來的工作文化、態度影響目前仍抽象
至於“特假導致降低生產力”,黃錦榮從經濟學角度點出當中謬誤。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工作,或用同樣時間完成更多工作,叫做高生產力。因此,在有假期的情況下工作如期完成,其實是提高生產力。
黃錦榮說,許多國家開始探討四天工作制以提升健康生產力,雖然都是假期變多了,但這與放特假的差別在於對待工作的態度。如果落實四天制,人們清楚意識到自己要在更短時間內完成任務,才能好好享受接下來3天休假日,“所以它是一個提前的計劃。”
但是特假是人們意想不到的,突然從天而降,心態變成:反正明天假期,手上的工作也不用完成了,後天再看吧。這種心態反而拖慢工作進程,甚至會讓人在球賽接近時期盼假期,而不考慮工作了。
黃錦榮說,特假頻密帶來的工作文化、態度影響非常抽象,難以數據化來反饋,而且是3年、5年後潛移默化形成,政治人物在宣佈特假的當下怎麼會在乎多年以後的不良效果?
未來,可讓員工自主假期
古納也點出,每次政府因球賽勝利臨時宣佈特假,通常都在晚間,人們這時就在等公司的最新宣佈。可是,公司的人力資源部也需要時間請示高層,來回檢查公告確保無誤才能發出,也許已經是隔天早上了。他說,放假時人們通常在開工前一晚準備調整成工作心境,而特假來得突然,滿腦子都在煩到底要不要上班。就算隔天真的不用上班了,也已經“心累”,這種心理變化也會影響到放假休息的成效。反之亦然,如果準備好心情放假,結果公司決定照常上班,工作成效也會打折扣。
至於經年累月培養而成的特假風氣是否有轉圜的餘地,黃錦榮並不看好。在他看來,特假影響的就是兩方,獲益的勞方和利益受損的資方。儘管商界各個公會已經重複強調特假帶給他們的損失,但政府對這些施壓無動於衷。
在特假風氣一時半刻無解的情況下,兩位學者強調“規劃”。黃錦榮以一些西方國家為例,雖然假期多,但是許多法律賦予的自主假期,意即人們可以自行安排如何使用這些假期。如此一來,一個員工要去旅行、看球賽等等,都可以事先請假,公司也得以提前規劃部署。
古納也舉例,穆斯林可以請朝聖假期前往麥加。類似的概念可以取代臨時宣佈特假,政府把這些可能的特假添加進僱員的年假,由他們自主決定用途,而非動不動讓所有人跟著放假。他認為,將假期權利賦予員工,讓他們自主決定時間,同時也能保障公司的運轉得到事先安排,讓特假帶來的衝擊至少得到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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