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隨著疫情之後繼續開放,舊偏見和新猜疑繼續存在。地緣政治和國內政治可能滋生誤會,當然還有對那些被認為是“不同”的人的蓄意挑釁。最終,能夠而且必須彌合這些分歧的是教育。當人們在一起學習時,信任和友誼就會培養起來,從而形成有韌性的夥伴關係和新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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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部長卡立諾丁於2月3日在蕉賴校園舉行的思特雅大學(UCSI)孟加拉分校開幕儀式上發表了精彩的演講。他觀察到UCSI有30%的學生是國際學生,他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問題如大流行、氣候變化、難民、數字貨幣和社會正義無邊界的世界……地理障礙永遠不應該限制合作開發新知識和新想法的潛力。”他讚揚高等教育的進一步國際化、知識外交、增加人力資本發展的機會和公平,以及為全馬其他高等教育機構樹立的榜樣。令人鼓舞的是,對於進一步改革的倡導者來說,他承認需要有更現代化的認證標準,以探索新的模式和教學法,而不被條例所限制。
一個月後,在同樣盛大的慶典活動中,我作為校董參加了在達卡舉行的實體開幕儀式,這是外國大學首次在孟加拉國開設分校,因此意義重大。他們的教育部長和副部長都對我國教育部的改革給予了肯定,以促成這種夥伴關係,提高競爭與創新,併為他們不斷增長的學生市場拓寬機會,同時也注意到UCSI已經有數百名孟加拉籍校友。事實上,一位興奮的校友驕傲地說,UCSI進入達卡意味著他現有的學位更有價值了。
我已經習慣了孟加拉國人的熱情好客——比如為每位來賓獻上鮮花、水果和牌匾——但我對開幕儀式的宗教因素很著迷。由於90%的人口是穆斯林,我以為可能會有大馬人熟悉的“祈禱”儀式。但是,在一位穆斯林宗教領袖誦讀了經文之後,興都教、佛教和基督教的宗教領袖也緊隨其後,儘管他們在該國的人數很少。我在祝賀兩國團隊的講話中指出,這種寬容預示著國際教育夥伴關係的良好發展。我的樂觀態度得到了其他演講者的響應,他們為呼吸新鮮空氣而感到興奮(與達卡的擁擠和當地空氣汙染指數經常超過200點相比!)。
在校園內,可以清楚地看到準備工作,新的電腦室、時裝設計工作室、建築工作室和電氣工程實驗室都已裝備齊全。我唯一的要求是,在孟加拉國建國紀念館旁邊增設馬來西亞館,孟加拉國紀念館裡面有他們備受尊敬的國父謝赫穆吉布拉赫曼的半身像。
謝赫穆吉布所居住的房子,他的大部分家人(除了兩位女兒,其中一位是現任總理)在1975年被殘酷地暗殺,現在是一間博物館。除了從那個不幸的日子以來沒遭到破壞的可樂瓶和鹹菜外,我發現了一個印有大馬所有州徽的銀盤,這是1974年進行國事訪問的國家元首所贈之禮物。在館長給我的許多書中,有一本是謝赫穆吉布寫的,是關於他在1952年到“新中國”旅行的經歷,他在那裡受到了新政權如何推行語言、教育和工業政策的啟發。
恰巧,我的下一個目的地是(更新的)中國,其國門在疫情後的1月才開放。在上海,我見證了大馬與中國之間如何發展進一步的教育夥伴關係。已經有大約1500名中國學生在UCSI大學就讀,雖然人口和需求與孟加拉國有很大不同,但合作的機會確實很大。
全球隨著疫情之後繼續開放,舊偏見和新猜疑繼續存在。地緣政治和國內政治可能滋生誤會,當然還有對那些被認為是“不同”的人的蓄意挑釁。最終,能夠而且必須彌合這些分歧的是教育。當人們在一起學習時,信任和友誼就會培養起來,從而形成有韌性的夥伴關係和新社群。
與此同時,我也觀察到,無論是在馬來西亞、孟加拉國還是中國,年輕人的意見對時任政府來說都非常重要,而且有不同的法律和條例來監督或指導可以發表的言論。
就我們而言,1971年大專法令原本是為高等教育提供一個框架,現在卻成了限制學生自由、控制政治接觸和活動以及扼殺決策自主權的默認工具。
我想對部長說:正如促進國際合作以提升大馬大學的地位是至關重要的那樣,改善國內大學的文化也是如此。也許完全廢除是沒有必要的,但至少要對法令進行相應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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