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餐飲成了跨族群的本地人以及跨國家的外國遊客都認可和認識的南洋品牌。我相信啊,在馬來人眼中,“海南”的形象恐怕要比對“華人”這刻劃圖象還要親切和討喜。這又是一個怎樣的跨文化經驗呢?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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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閩粵海商,海南人出洋東南亞較晚。19世紀後半葉海南島的海口成為通商口岸,海南人下南洋才趨成勢。但誠如蘇雲峰〈東南亞瓊僑移民史〉指出的,早期海南人之下南洋,其移民性質與其他閩粵屬人不同。他屬出洋,多為單向移民;而海南人則有較強的雙向性,來者眾,返者亦多;以致在他鄉落地生根者較少,致使海南人在新馬和泰國,均居於小方言幫群之格局。
海口開埠以後,泰國和新加坡是海南人下南洋的主要到達站。而新加坡又是海南人移殖馬來亞各地(主要是南馬)的轉口站。而且早期海南人的主體是“工人階層”,充當雜役、膠工、學徒,多是第一代海南人的最初工作。海南先輩南來,處居邊緣弱勢,一些較好的行業早已被他籍人士佔去,只能在隙縫中尋找生機,或是寄人籬下“打洋工”(俗稱“打紅毛工”)。海南人從商者,其傳統行業大抵不離咖啡店、中西餐飲食、麵包西菓、客棧旅店、汽水廠、冷藏公司等。這些行業其實是海南社群在洋人家裡當幫傭、在洋輪充當雜役“打洋工”學習到的延伸技藝。
與福建、客家人的移墾不一樣,早期海南人的移殖,對其拓墾的土地沒有太大的執著,“移動性”很大。戰後初期及為防範馬共而實施的緊急法令時期,不少海南膠園主放棄了他們的土地,變賣園坵,或回海南島,或往外遷移另謀生計,或搬遷到城市開設咖啡店。僅以柔佛州為例,其新加蘭、巴莪十九支、令金沙翁新村等過去皆有海南人聚居,惟其“海南村”、“海南港”的滄桑變化,物換星移,早已名存實亡,或僅留一個路牌、幾棟人去樓空的房子憑弔。
1950年代以前,新馬海南人的經濟地位還是較低的。根據吳慶瑞在1953年至1954年《新加坡市民及宅屋社會調查》報告指出:新加坡海南人只有極少部分享受高薪金,大部分的月常收入不超過四百元,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海南人均屬工人受薪階層,每月收入平均不超過二百元。
缺乏家庭和父輩的雄厚財力資助,海南人貧乏的經濟背景限制了他們的從商意願和企圖,從商者遠不如其他貫籍人士。因而努力用功讀書,接受更高深的教育成了海南後輩出人頭地的重要途徑。海南會館和海南聯會也很重視這事,是全馬最早頒發大專獎貸學金的鄉團組織。
1960年代以後,海南人的經濟地位有所改善。商業方面,除了傳統的咖啡店,也有一些是朝向洋雜、土產、橡膠商、麵包製造廠、建築業、照相館、電器公司、汽水製造廠、汽車行、酒店、金融貸款等行業發展。但更多的新生代是接受技術訓練,成為專業技術人員和學術專業人士。當代海南人職業轉型中的一個顯著變化,新一代的海南籍青年多從事白領階層受薪職業,除了機械工程師、律師、醫生之外,還有很多是以優異學業成績擔任政府公務員、教師、大學講師、銀行及企業公司的辦事員、書記或高級主管。韓銑豐〈沙巴海南人職業型式之演變〉就曾以納閩為例,1970年這個地方的海南人只佔該島華人的4.6%,但在該埠三所英文學校執教的41名華籍教師中,其中有8人是海南籍,佔全華籍教師的19.5%;另,62名華籍公務員中,有10名是海南人,佔總數的16%。
海南人在文教界的表現也非常突出。吳德耀〈海南學與海南精神〉指說,海南人在新加坡雖然只佔7%,約20萬人,但關於中華文化和華文教育問題領域的參與,海南人的參與比率相當高,可達20%。大學教授、大學校長、報社總編輯,很多是海南人。
簡言之,不管藍領或是白領,海南人任職受薪者多,但相較於其他籍貫,從商者少。不過,海南咖啡店,以及當今經其後代接手經營並轉型的海南café,不論是在傳統鄉鎮或是各大城市,卻有其亮眼的“南洋品牌”,相當受眾。海南餐飲成了跨族群的本地人以及跨國家的外國遊客都認可和認識的南洋品牌。我相信啊,在馬來人眼中,“海南”的形象恐怕要比對“華人”這刻劃圖象還要親切和討喜。這又是一個怎樣的跨文化經驗呢?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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