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盟领袖狭隘地认为,向新加坡政策取经,马来人的利益将被剥削,是昏庸可笑的。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的专家还没抵马与地方政府发展部官员分享经验,就被国盟领袖列入不受欢迎人物的名单中;国盟质疑这些外人懂什么?新加坡人不了解我国实况,会制造更多问题,包括侵犯马来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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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国取经,学习他人的成功之道,有什么问题?
新加坡组屋政策向来受到全球称誉;当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参观了建屋局,聆听了简报后表示赞赏,直说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
安得广厦千万家,安民就得安居。新加坡在这方面无疑是全球典范,该国组屋政策对于社会民生,以及楼市发展均有重大影响。
新加坡组屋价格是可负担的,政府还提供津贴供家庭购买(或租赁);房子的空间与品质都达到一定水准,无论建材、设计及公共配套均可满足居民的生活所需。
居者有其屋并非魔术,政府的政策是一大关键。
建国后,新加坡也一样向国外取经。香港的公营房屋规划就曾经是新加坡取经的对象,他们取长补短,回国后将香港的政策加以修订和优化,结果后来居上,反而在公共房屋规划和房地产市场政策上远远超越了香港。
新加坡和香港的政策各有优点和缺点,没有一个政策会是完美的,重要的是视野上的宽窄,能否察觉本身的不足,并适时地修正增进。
地方政府发展部有意借鉴新加坡经验,并不是意味要将新加坡那一套全盘照收。部长倪可敏就解释,与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交流,让官员有机会研究、审视与学习新加坡的经验。
我们必须承认,在政府行政体制上,新马两国是有差距的。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是当地唯一负责公共房屋计划的机构;而我国就显得复杂,地方政府发展部若要规划可负担房屋计划,其中的土地拥有权和规划权属于州政府,不是联邦政府说了算。
每个州有本身的房屋问题,在不能由单一机构统筹公共房屋政策下,地方政府发展部只能向州政府提出建议。
根据国库控股研究所的数据,截至2019年,我国曾有16个政府机构推动可负担房屋计划,其中6个隶属联邦政府,其他10个则是由州政府负责。这些计划出发点皆是为了解决高房价及人民难拥屋的问题,但是成效不高。在2010年至2019年的10年间,国人的房屋拥有率仅微升4.4%至76.9%。
安居的问题并非只针对单一种族,也不是要从一个种族手中夺取权益,来满足另一族群的需要,更不是为了达到特定政党的政治目的。在全民都能负担得起适居的房屋,大家和谐地共处于一个社区,不就是我们追求的国民团结景象吗?
国盟领袖狭隘地认为,向新加坡政策取经,马来人的利益将被剥削,是昏庸可笑的。
说穿了,国盟的目的就是向友族煽动憎恨“华人色彩”的民主行动党。国盟的槟州议员就批评行动党执政槟州,马来人土地不断减少,取代的是马来人无法负担的高档公寓,是向新加坡取经的后果,如果类似做法扩至全国,马来人的权益就会一再被蚕食。
事实上,去年柔佛州务大臣翁哈菲兹也曾到访新加坡建屋局取经,并赞扬新加坡发展政府组屋的概念可成为柔佛建造可负担房屋的“标杆”。国盟又怎么说?
马来人是我国最大族群,国盟应该清楚目前居住在政府人民组屋的低收入家庭也是马来人占多数,如果国家房屋政策及可负担房屋计划能够落实,肯定让更多马来人受益。
作为一个誓言成为“称职”、专业的反对党,国盟固然可以针对政府的一切政策提出意见。他们一再宣称随时可以取代“团结政府”执政,并且会得到更多马来人甚至“摇摆”的非马来人选民支持,既然如此,在监督政府时,就应该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拿出确切的数据,而不是一味的“脱裤子放屁”。
向新加坡取经回来研究修改落实,倪可敏和他的部门官员的确会面对诸多问题,从土地、交通网络规划,到控制成本、制定价格、法律等方方面面,不是单靠新加坡经验就可以帮我们解决。
团结政府至少需要三至五年时间才有望解决房屋问题,回看历任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制定,同样困难重重。国盟曾经执政并且执掌同一个部门,除了上纲上线至种族课题,试问他们在这方面还有哪些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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