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盟領袖狹隘地認為,向新加坡政策取經,馬來人的利益將被剝削,是昏庸可笑的。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的專家還沒抵馬與地方政府發展部官員分享經驗,就被國盟領袖列入不受歡迎人物的名單中;國盟質疑這些外人懂什麼?新加坡人不瞭解我國實況,會製造更多問題,包括侵犯馬來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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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國取經,學習他人的成功之道,有什麼問題?
新加坡組屋政策向來受到全球稱譽;當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參觀了建屋局,聆聽了簡報後表示讚賞,直說中國可以借鑑新加坡。
安得廣廈千萬家,安民就得安居。新加坡在這方面無疑是全球典範,該國組屋政策對於社會民生,以及樓市發展均有重大影響。
新加坡組屋價格是可負擔的,政府還提供津貼供家庭購買(或租賃);房子的空間與品質都達到一定水準,無論建材、設計及公共配套均可滿足居民的生活所需。
居者有其屋並非魔術,政府的政策是一大關鍵。
建國後,新加坡也一樣向國外取經。香港的公營房屋規劃就曾經是新加坡取經的對象,他們取長補短,回國後將香港的政策加以修訂和優化,結果後來居上,反而在公共房屋規劃和房地產市場政策上遠遠超越了香港。
新加坡和香港的政策各有優點和缺點,沒有一個政策會是完美的,重要的是視野上的寬窄,能否察覺本身的不足,並適時地修正增進。
地方政府發展部有意借鑑新加坡經驗,並不是意味要將新加坡那一套全盤照收。部長倪可敏就解釋,與新加坡建屋發展局交流,讓官員有機會研究、審視與學習新加坡的經驗。
我們必須承認,在政府行政體制上,新馬兩國是有差距的。新加坡建屋發展局是當地唯一負責公共房屋計劃的機構;而我國就顯得複雜,地方政府發展部若要規劃可負擔房屋計劃,其中的土地擁有權和規劃權屬於州政府,不是聯邦政府說了算。
每個州有本身的房屋問題,在不能由單一機構統籌公共房屋政策下,地方政府發展部只能向州政府提出建議。
根據國庫控股研究所的數據,截至2019年,我國曾有16個政府機構推動可負擔房屋計劃,其中6個隸屬聯邦政府,其他10個則是由州政府負責。這些計劃出發點皆是為了解決高房價及人民難擁屋的問題,但是成效不高。在2010年至2019年的10年間,國人的房屋擁有率僅微升4.4%至76.9%。
安居的問題並非只針對單一種族,也不是要從一個種族手中奪取權益,來滿足另一族群的需要,更不是為了達到特定政黨的政治目的。在全民都能負擔得起適居的房屋,大家和諧地共處於一個社區,不就是我們追求的國民團結景象嗎?
國盟領袖狹隘地認為,向新加坡政策取經,馬來人的利益將被剝削,是昏庸可笑的。
說穿了,國盟的目的就是向友族煽動憎恨“華人色彩”的民主行動黨。國盟的檳州議員就批評行動黨執政檳州,馬來人土地不斷減少,取代的是馬來人無法負擔的高檔公寓,是向新加坡取經的後果,如果類似做法擴至全國,馬來人的權益就會一再被蠶食。
事實上,去年柔佛州務大臣翁哈菲茲也曾到訪新加坡建屋局取經,並讚揚新加坡發展政府組屋的概念可成為柔佛建造可負擔房屋的“標杆”。國盟又怎麼說?
馬來人是我國最大族群,國盟應該清楚目前居住在政府人民組屋的低收入家庭也是馬來人佔多數,如果國家房屋政策及可負擔房屋計劃能夠落實,肯定讓更多馬來人受益。
作為一個誓言成為“稱職”、專業的反對黨,國盟固然可以針對政府的一切政策提出意見。他們一再宣稱隨時可以取代“團結政府”執政,並且會得到更多馬來人甚至“搖擺”的非馬來人選民支持,既然如此,在監督政府時,就應該提出令人信服的觀點,拿出確切的數據,而不是一味的“脫褲子放屁”。
向新加坡取經回來研究修改落實,倪可敏和他的部門官員的確會面對諸多問題,從土地、交通網絡規劃,到控制成本、制定價格、法律等方方面面,不是單靠新加坡經驗就可以幫我們解決。
團結政府至少需要三至五年時間才有望解決房屋問題,回看歷任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制定,同樣困難重重。國盟曾經執政並且執掌同一個部門,除了上綱上線至種族課題,試問他們在這方面還有哪些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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