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之後02：殘障運動員被用後即丟？

“有時候像我朋友是武術隊的，他們會去中國訓練一個月，學校會安排一個老師跟著去。”

如果學習成績不合格或因比賽缺課，學生週六日得留校補課，確保他們的學業得以兼顧。

“不過這是以前Datuk Marina任校長時期，不知道後來換校長以後是不是一樣？”

她提到，由於體校與博特拉大學合作，完成大學預科課程後，就能直接入讀博特拉大學。

這意味著只要願意深造，即使退役後，仍然可以繼續上學，開啟自己人生的下半場。

而原本在校期間，學習成績本就優異的她，退役後選擇轉身走入象牙塔報讀運動管理，27歲碩士學位畢業，如今在兩傢俱樂部工作，生活尚算穩定。

“有很多朋友都去當老師、教練。雖然很多羽球的朋友成績很好，但沒有選擇上大學，退役後就開羽球館教球。”

然而，相比起健全人運動員退役後不缺後路，殘障運動員卻艱難得多。

2022年初，前國家隊殘障游泳運動員許麗萍的際遇成了各個媒體的焦點，引起一時譁然。

但是譁然之後，退役殘障運動員的待遇是否得到改善和關注了呢？

殘酷的“加薪”制度：有獎牌才有機會

“其實，我還在等著他們的電話，或者等著他們能做些什麼？”前硬地滾球國家隊、東運會銀牌得主連正傑說。

他的辦公桌貼著一張他在賽場上的照片，使用的輪椅側面貼著一面小小的國旗，國旗下有一行名字：“Tony Lean”，揹包亦印有“Malaysia”的字樣，樁樁件件顯示著他曾經為國家拼盡全力爭取榮光。

1999年，連正傑就讀特殊學校時接觸硬地滾球，繼而喜歡上這項運動，自2000年開始參賽，2001年作為兼職運動員代表國家出征，一直到2015年MSN終於將硬地滾球納入其中，連正傑也成為國家隊的全職運動員。

曾任國家隊殘障運動員長達3年，在成為全職運動員的3年裡，雖然一週6天都在訓練，時長和普通上班族一樣沒有區別。

但是沒有固定薪水，到在賽事中獲得獎牌才有“加薪”的機會，作為東運會的銀牌得主，他的津貼最高也只漲到3000令吉。

每次大賽精英匯聚，而領獎臺上僅3個位置，這堪比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加薪”的難度有多高不言自明。

“所以你拼了命，薪水只漲到3000？”我皺著眉頭問。

“是拼了老命，才漲到3000。”他更正強調。

當了4年全職運動員後，他察覺到自己體能明顯下降，表現大不如前，身體各處疼痛，便決定退出賽場。

幸運的是，他進入國家隊當全職運動員之前，在雙福升維發展協會工作，退役後也重返雙福，就職於公關和IT部門。

“我剛回來雙福的時候很迷茫，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我做了那麼久運動員，如今要回到職場。”

儘管算是重返故地，數年專注於一項運動的體育生涯已經讓他感到自己與職場脫節。

“退役是我自己的選擇，但是我還是覺得好像接受不了。剛開始的時候，我真的接受不到。因為我愛這個運動，用了一年的時間調整過來。”

陡然失去生活重心，以及職業環境的劇烈轉變帶來的心理衝擊，只能靠自己緩解。

技職培訓工種有限制，不適合重度殘障運動員

國家運動員福利基金會（YAKEB）於2009年成立，以讓退役運動員獲得更完善的照料與福利，其6大功能為：戰略資源中心、籌募基金、教育及職業生涯發展、技能與創業、領導與輔導，以及福利。

但奇怪的是，並非每一位退役的國家隊運動員都能自動成為其會員，必須主動申請；如若非奧運三甲，即使得過獎牌的運動員也沒有退休津貼，而且得在運動領域停止活動2年，才能申請YAKEB的援助金。

“準備退役時，我的教練讓我去申請，但遲遲沒有下文，我撥電去詢問，他們說要2年完全沒有體育活動才能申請。”

“現在我還沒去申請，我也聽說援助金也給不多。”

至於技職培訓，連正傑無奈地說職業培訓的工種如農業、修理等絕大多數只適合四肢健全的運動員，並沒有適合嚴重殘障運動員的職業項目。

“我們這種就是被忽略的。”

“如果沒有雙福的技職培訓，我大概只能坐在家裡。”

他說，在退役的第一年，覺得退役而已，沒什麼大不了，還有儲蓄傍身。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他與前同行們便漸漸覺得心裡不是滋味，因為許多殘障運動員生活比健全運動員困苦，而且待遇差別很大。

感覺自己被用完即棄

同樣是退役運動員，同樣是獎牌得主，為何有的人如同天之驕子，而他們被棄如敝屣？待遇為何天差地別？

最為難受的是，之前為國家付出的汗水、努力和功勞，彷彿隨著他們的退役一筆勾銷，煙消雲散，像是這個人不曾存在。

“我們曾經代表國家出賽，國家應該知道我們的情況，他們應該派人來了解我們的情況，瞭解我們需要什麼。無論如何，我們也是殘障人士。”

“我們殘障人士在外找工作很難的，你看很多前殘障運動員退役後在外面是賣紙巾，在油站打工等等。”

在退役之後，沒有相關部門電話回訪，關心他們殘障運動員在退役後，是否找到工作？生活境況如何？讓他產生一種用完即棄的感覺。

“我希望他們會嚴正看待退役運動員，安排人瞭解我們的需要。比如一些運動員待業中或真的無法工作的，是否可以給他們發放退休津貼？”

“不要說金錢援助，能不能為殘障運動員安排一份工作？如果已經得知這位運動員準備退役，能不能打電話來問問他的狀況和需要？關心一下，能不能？”

就算他如今生活無憂，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但是他還在等，等著那通表示關心的電話。

“我的感覺就是被用完就丟掉。你問10個殘障運動員，10個也會這麼說。”

儘管我們知道體育世界非常殘酷，但畢竟曾是為國家效力的運動員。在成為全職運動員的歲月裡，他們與世界失聯了。

當他們不得不卸下“運動員”的身分，走出“體育宇宙”時，相關的部門能否看在他們曾為國家拼盡全力的份上，不管是否成績斐然，無論是何等級的賽事，是否能提供一些最基本關心和支援？或成為一座橋樑將他們與世界連接起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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