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翠娴.弃养孩子者不配儿反哺

法律理应回应社会关切，要立法强制奉养父母也必须明确一些特殊情况和规定。

比如，明确规定不尽抚养义务的父母，不能通过法律强制孩子奉养，社会上的道德绑架已让人非常沉重，此时还加立法“吊打”，对于年幼时便遭受父母遗弃或伤害的孩子来说，太残忍了。

我在未满12岁那年，就被父亲抛弃，原因很一般，就是他有了外遇且小三怀上了孩子，于是，他选择放弃我妈及所生的三个孩子。

作为家中幼女，我尽管曾在幼年时感受过父爱，但也是在一夕之间就成了“弃女”，那种无助感着实难以形容。

为了在这社会上继续生存，尽管在母亲的坚持下我没有辍学，但12岁开始，便在周末跟着母亲去割胶和当钟点清洁工，也曾去过夜市糕点档口帮忙卖糕点，站一个晚上就为了5令吉的酬劳。13岁开始到喜宴倒酒，期间当过肉丸厂的包装工人，也当过家具厂的剪布工；16岁时，学校还没正式放假，就到百货公司当泳衣销售员，因为只有不断的打工才能帮补一点家用。

这些日子，便是父亲那句“别无选择”，换给我们一家的艰难求存。

11岁末向他挥手那晚，并未曾想过自己会与汽车喷出的一氧化碳一样，就这样被遗弃在路上，此后走入“没伞的孩子”行列。

母亲是一名割胶工，任她多做几份工，再多的坚强和辛劳也只是勉强供得起房贷熬得过日子，毕竟父亲不曾返家，更不再给家里任何的抚养费。

从此，我被贴上了“单亲家庭孩子”的标签，被迫感受社会冷暖，看别人的白眼。

到国大升学那年，申请高等教育基金（PTPTN）贷款必须填写父母资料，父亲那一栏一如既往的是空白的尴尬。

因为父母没有离婚，可父亲不知所踪多年，要申请贷款，还得去宣誓，证明我“没父亲”。

记得那个上午，哥哥从博大宿舍返家，用他的摩托车载着我到芙蓉新城法庭，告诉我程序便让我进去办理。

宣誓官让我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说明我父亲在我年幼时已失踪的内容，然后我在他的面前宣誓，他盖印签名。

这张手抄纸的作用很关键，因为有别于其他同学有父母做担保人，我只有我母亲一人，需要这张纸作为文件证明。

拿着一等文凭毕业，申请贷学金转换成奖学金成功后，获得高等教育基金寄回数年前签署的那份贷款合约，翻开重看，总觉得第二担保人处的空白特别扎心。

我的父亲，缺席了我的成长，在我的童年结束前就已把我弃养；这成长路上的跌撞、生病受伤、荣辱得失，都没有他的参与。

从他出走的那刻起，他便只是一名我曾经称作父亲的男人，却不再对我尽过为父之责。

扛起父亲责任去养家的是我母亲，为我惆怅为我忙的也是母亲，应该要以爱回馈的，也只有我母亲值得。

日后，若是因为法律的强制规定，要我对那位既不爱我也不养我的男人，还之以爱和责任，我绝不服气。

爱是双向的，责任也是，要强行用法律绑定，就必须是公平公正的确立各种情况。

我不否认社会上有弃养父母的孩子，但也请别道德绑架或强制那些曾被伤害、抛弃甚至曾经被虐待、长期遭受暴力的孩子无条件去奉养父母。

未履行过养育孩子义务的父母，就应该丧失要求赡养的权利。

作为成人，当初选择了“不履行养育孩子义务”，那么年老之后若是过得不堪，也不能因为纯粹的血源关系，就强迫一名被遗弃或伤害的“受害人”接纳和奉养当初的“加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