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翠嫻.棄養孩子者不配兒反哺

法律理應回應社會關切，要立法強制奉養父母也必須明確一些特殊情況和規定。

比如，明確規定不盡撫養義務的父母，不能通過法律強制孩子奉養，社會上的道德綁架已讓人非常沉重，此時還加立法“吊打”，對於年幼時便遭受父母遺棄或傷害的孩子來說，太殘忍了。

我在未滿12歲那年，就被父親拋棄，原因很一般，就是他有了外遇且小三懷上了孩子，於是，他選擇放棄我媽及所生的三個孩子。

作為家中幼女，我儘管曾在幼年時感受過父愛，但也是在一夕之間就成了“棄女”，那種無助感著實難以形容。

為了在這社會上繼續生存，儘管在母親的堅持下我沒有輟學，但12歲開始，便在週末跟著母親去割膠和當鐘點清潔工，也曾去過夜市糕點檔口幫忙賣糕點，站一個晚上就為了5令吉的酬勞。13歲開始到喜宴倒酒，期間當過肉丸廠的包裝工人，也當過傢俱廠的剪布工；16歲時，學校還沒正式放假，就到百貨公司當泳衣銷售員，因為只有不斷的打工才能幫補一點家用。

這些日子，便是父親那句“別無選擇”，換給我們一家的艱難求存。

11歲末向他揮手那晚，並未曾想過自己會與汽車噴出的一氧化碳一樣，就這樣被遺棄在路上，此後走入“沒傘的孩子”行列。

母親是一名割膠工，任她多做幾份工，再多的堅強和辛勞也只是勉強供得起房貸熬得過日子，畢竟父親不曾返家，更不再給家裡任何的撫養費。

從此，我被貼上了“單親家庭孩子”的標籤，被迫感受社會冷暖，看別人的白眼。

到國大升學那年，申請高等教育基金（PTPTN）貸款必須填寫父母資料，父親那一欄一如既往的是空白的尷尬。

因為父母沒有離婚，可父親不知所蹤多年，要申請貸款，還得去宣誓，證明我“沒父親”。

記得那個上午，哥哥從博大宿舍返家，用他的摩托車載著我到芙蓉新城法庭，告訴我程序便讓我進去辦理。

宣誓官讓我在一張白紙上寫下說明我父親在我年幼時已失蹤的內容，然後我在他的面前宣誓，他蓋印簽名。

這張手抄紙的作用很關鍵，因為有別於其他同學有父母做擔保人，我只有我母親一人，需要這張紙作為文件證明。

拿著一等文憑畢業，申請貸學金轉換成獎學金成功後，獲得高等教育基金寄回數年前簽署的那份貸款合約，翻開重看，總覺得第二擔保人處的空白特別扎心。

我的父親，缺席了我的成長，在我的童年結束前就已把我棄養；這成長路上的跌撞、生病受傷、榮辱得失，都沒有他的參與。

從他出走的那刻起，他便只是一名我曾經稱作父親的男人，卻不再對我盡過為父之責。

扛起父親責任去養家的是我母親，為我惆悵為我忙的也是母親，應該要以愛回饋的，也只有我母親值得。

日後，若是因為法律的強制規定，要我對那位既不愛我也不養我的男人，還之以愛和責任，我絕不服氣。

愛是雙向的，責任也是，要強行用法律綁定，就必須是公平公正的確立各種情況。

我不否認社會上有棄養父母的孩子，但也請別道德綁架或強制那些曾被傷害、拋棄甚至曾經被虐待、長期遭受暴力的孩子無條件去奉養父母。

未履行過養育孩子義務的父母，就應該喪失要求贍養的權利。

作為成人，當初選擇了“不履行養育孩子義務”，那麼年老之後若是過得不堪，也不能因為純粹的血源關係，就強迫一名被遺棄或傷害的“受害人”接納和奉養當初的“加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