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薩報告書》在1957年成為教育法令,雖然得到華團的接受,但政府留下的伏筆,以便能控制和改組董事會,也不阻止華校申請改制(1957年的鐘中改制風波就是一個例子),華校也就步入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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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1920年英政府使出奇招,規定所有私塾華校必須進行登記。同時,英政府也對華文報章實施註冊制度,以遏制“無政府主義”言論的散播。但華人對教育的熱衷持續高漲。1921年的記錄顯示,共有252所華校在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地區成立。到了1924年,華校數目翻一倍,增至564所,學生人數有2萬7476名,教師有1257名。
弔詭的是,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後,馬新的華校還是有增無減。此時全馬來亞的華校增至933所;在1938年時又突破千所,達到1015所之高峰,學生人數有9萬餘名,教師近4千名,顯示了華文教育在風雨中挺進;更進一步有了華文中學之設,如新加坡華僑中學(1917年成立)及檳城的鐘靈中學(1923年成立)。由此可見,英殖民政府的控制法令成為廢紙一張。
另一方面,擔任中華民國駐檳城領事的戴淑原則先走一步,在那年採用中國出版的普通話課本和教學(時至今日,馬來西亞的華人能說一口流利的華語是與戴淑原的遠見分不開的)。
1930年,馬共秘密成立,英殖民政府更是使出逮捕和驅逐等手段,以打擊左翼勢力。直到1942年(馬新已淪陷),英軍才與馬共有了不深入的合作。
未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軍與馬共大分裂,前者於1948年宣佈在馬新實施緊急狀態,全面取締馬共分子及其外圍組織;有2萬餘名華人也被遣送回中國,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英方除了又將50萬華人趕入新村生活外,也在1951年改弦易轍,首次拋出了《巴恩報告書》,華社群起反對。為緩和情緒,英方不得不在1952年推出《方吳報告書》,但這份報告書主張保留華校特徵,也就導致英政府將之擱置一旁。
為了進一步壓制華校,英政府又推出了《1954年教育白皮書》,以使用英語來取代華語教學。在群情激憤下,林連玉於1955年率董教總團會見國父東姑,東姑承諾一旦聯盟在選舉中勝出將檢討教育白皮書。結果在選舉中聯盟大捷,乃在1956年出爐了以拉薩為首的教育報告書,全面地取代《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白皮書》。
《拉薩報告書》在1957年成為教育法令,雖然得到華團的接受,但政府留下的伏筆,以便能控制和改組董事會,也不阻止華校申請改制(1957年的鐘中改制風波就是一個例子),華校也就步入多事之秋。
僅僅不到4年的時間,政府又於1961年推出了《達立報告書》,除了對華校進行大改革外,也限定華校(當時有71所)必須在1962年做出選擇,或改制成國民型中學,或保留成獨立中學;而所有的華小一律成為國民型小學,沒有“獨立小學”之稱。這一下子,全馬有55所華中接受改制,而只有16所不接受改制,保持獨立中學地位。
根據領導改革運動的胡萬鐸的報告,在改制前霹靂州共有17所華中,後來只剩下深齋及班臺育青兩所華中不接受改制。
在這種劣勢下,董事會為解決超齡生及成績較差的學生的入學問題,選擇在下午開辦“下午班”。
雖然董事會苦口婆心堅持開辦14所下午班,但因政府已實施小學直入中學制度,所謂的獨中就找不到生源,5所停辦下午班,只剩下9所苟延殘喘。
在當時,所謂的“下午班”並不是另立中學,只能被視為“補習”學校。後來在爭取下可以註冊成為“私立中學”(未敢稱為“獨立中學”),及至後來政府也規定獨中若要繼辦下去,必須要有自己的校舍,才可名正言順的掛上獨中的招牌。
胡萬鐸說,到了1973年,全霹獨中在生源斷絕下,學生寥寥無幾。在此緊急關頭,全霹董總成立了“發展霹靂華文獨中委員會”,希望籌得100萬令吉,以解危機。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他們在短短的兩年內共籌到135萬令吉,總算讓有關獨中鬆一口氣。
但正如霹董聯指出的,籌款不難,難的是獨中能生存嗎?
即便我們的教育制度沒有大改變,問題多多,但董教總在1975年及時推出獨中統考,才得以挽救了獨中的厄運。
近些年來因為國際學校的興起,也促使一些獨中採用劍橋大學的IGCSE考試製度,而多了一條出路。
換句話說,獨中生除了統考外,他們也可以參加SPM考試及劍橋考試,這無疑為獨中生開闢了另一條管道。
其實除了60+3的獨中外,由華校改制成國民型中學的有80餘所,也在近些年來突顯了華校的特質。這樣一來,獨中不再寂寞,在華教的道路上,攜手共行。
適逢獨中復興運動50週年,謹祝全國獨中在風雨中欣欣向榮,萬古長青。
(本文乃配合獨中復興運動50週年慶典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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