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羽／世纪米荒的挑战

詹姆士‧布洛克初抵砂拉越时，目睹达雅人都在种植旱稻，而沿海马来人则在种植水稻，曾经乐观的以为稻米将成为一种出口商品。事实证明这个看法是错误的，砂拉越稻米依赖进口的情况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不断加剧，到了第二代拉者查尔斯‧布洛克时期显然成为政府头疼的问题。

透过文献记录得知，拉者查尔斯曾经多番努力，试图增加稻米的产量。比如他在1898年引进一批新安客家农民，在盐柴港和石角地区种植稻米，不但为他们提供耕地，也提供建屋所需的材料。不久后，农民即发现耕地并不适合种植稻米，纷纷转而种植蔬菜，拉者的计划宣告失败。

20世纪初，拉者加大力度，在砂拉越中部拉让江流域引进大批福州人、兴化人和广东人，开设垦场，提供更多优惠条件，试图再次扩大稻米种植面积，然而最后都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而收效甚微，农民最终改种收益更好的经济作物。

不仅如此，查尔斯也尝试软硬兼施，动员马来人和达雅人加大种植稻米的面积，结果都成效不彰。归根究底，无论是达雅人刀耕火种的耕作法，还是马来人的水稻耕种法，都相当落后，尽管部落可以自给自足，但无法供应给其他地方——特别是古晋市区的需求。南来的华人，因无法适应这边的土壤和气候，农务也一筹莫展。再加上气候和虫害等因素，造成砂拉越的稻米产量始终上不去，入口的数字却节节上升。

稻米歉收产量大减

这个问题，在1919年爆发米粮危机时暴露无遗。

那年4月19日，古晋食物供应管理委员会（Committee of Food & Supply Control, Kuching）发布了一篇有关米粮短缺的文告，刊登在5月1日的《砂拉越公报》，引述来自新加坡食物管理局的消息，严正提出了米荒的警告。当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米荒情况正在迅速恶化中，抢米事件不时出现在新闻上。在这之前，缅甸供应砂拉越的白米占60%至70%，米荒爆发后减少了三分之二；来自泰国和西贡的白米供应也减少了一半。

《帝国之间，民国之外》一书，为此事件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早在191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白米市场就掀起炒风，“华商趁机抢占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和泰国的白米出口商机”，造成隔年的白米价格崩盘。米商的恶性竞逐和囤积居奇，使得形势变得更坏，到了1918年，印度白米歉收，缅甸出口到海峡殖民地的白米大量减少。

在这之前，新加坡有80名米商在1917年12月要求新加坡总商会和政府交涉，要求取消白米出口限制，并保证新加坡将保持3个月的大米存量。“但事后证明，这是空言，政府因此介入”，促成了1918年12月新加坡政府成立了食物管理局，主要职责是确保当地有足够的米粮。

麻烦的问题还不止如此，1918年正值一战结束，本该普天同庆的日子，却因为西班牙大流感在全球肆虐而导致人心惶惶。此时，俄国也爆发内战，而介入这场内战的日本因军需而到处高价收购白米，拉高了国际市场的米价。雪上加霜的是，从1918年到1919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稻米都歉收，产量大减，泰国在1919年大幅收紧出口米粮，将米荒逼上了高峰期。在香港，米荒严重威胁贫苦百姓的生计，因而在该年7月26日爆发了抢米潮，并持续了一个多月。

种植替代粮食舒缓米荒

面对这场严峻的考验，古晋食物供应管理委员会在文告中提出了7点应急方案，包括向人民阐明米荒将带来的严重后果；调动资源及开发荒地种植白米的替代品，如木薯、番薯、玉米、硕莪等；迫使拥有超过5名苦力的地主辟地种植替代粮食；鼓励大园丘种植更多白米等等。与此同时，政府也试图透过津贴，以压低进口米的市价。

根据1920年的记录，砂拉越粮食问题情况舒缓，增产替代粮食的效果虽然未达预期，但也总算整体提高了粮食产量，进口米粮的需求也大为降低。米粮需求降低的原因，除了因为米价高企，也得益于本地白米和替代粮食的增产，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时期有大批华人苦力移动到荷属西婆罗洲寻找生计，致使砂拉越的人口某程度的减少。

这场世纪米荒，在1920年尾进入了尾声，米价在1921年初回落到正常水平，新加坡在5月1日宣布解除管制措施。砂拉越拉者政府则考虑到通讯和运输系统不足等原因，采取较为谨慎的措施，从5月10日开始分阶段解除管制，到了10月18日才全面解除，以确保白米供应稳定，及商人可以获得充分的货源。

那之后，拉者政府矢言提高稻米产量，并推出一揽子的计划，但事实证明，这些努力最终仍然徒劳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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