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布洛克初抵砂拉越時,目睹達雅人都在種植旱稻,而沿海馬來人則在種植水稻,曾經樂觀的以為稻米將成為一種出口商品。事實證明這個看法是錯誤的,砂拉越稻米依賴進口的情況隨著人口的增加而不斷加劇,到了第二代拉者查爾斯‧布洛克時期顯然成為政府頭疼的問題。
透過文獻記錄得知,拉者查爾斯曾經多番努力,試圖增加稻米的產量。比如他在1898年引進一批新安客家農民,在鹽柴港和石角地區種植稻米,不但為他們提供耕地,也提供建屋所需的材料。不久後,農民即發現耕地並不適合種植稻米,紛紛轉而種植蔬菜,拉者的計劃宣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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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拉者加大力度,在砂拉越中部拉讓江流域引進大批福州人、興化人和廣東人,開設墾場,提供更多優惠條件,試圖再次擴大稻米種植面積,然而最後都因為各種主客觀因素而收效甚微,農民最終改種收益更好的經濟作物。
不僅如此,查爾斯也嘗試軟硬兼施,動員馬來人和達雅人加大種植稻米的面積,結果都成效不彰。歸根究底,無論是達雅人刀耕火種的耕作法,還是馬來人的水稻耕種法,都相當落後,儘管部落可以自給自足,但無法供應給其他地方——特別是古晉市區的需求。南來的華人,因無法適應這邊的土壤和氣候,農務也一籌莫展。再加上氣候和蟲害等因素,造成砂拉越的稻米產量始終上不去,入口的數字卻節節上升。
稻米歉收產量大減
這個問題,在1919年爆發米糧危機時暴露無遺。
那年4月19日,古晉食物供應管理委員會(Committee of Food & Supply Control, Kuching)發佈了一篇有關米糧短缺的文告,刊登在5月1日的《砂拉越公報》,引述來自新加坡食物管理局的消息,嚴正提出了米荒的警告。當時,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米荒情況正在迅速惡化中,搶米事件不時出現在新聞上。在這之前,緬甸供應砂拉越的白米佔60%至70%,米荒爆發後減少了三分之二;來自泰國和西貢的白米供應也減少了一半。
《帝國之間,民國之外》一書,為此事件提供了不少參考資料——早在191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亞洲白米市場就掀起炒風,“華商趁機搶佔法屬印度支那、英屬緬甸和泰國的白米出口商機”,造成隔年的白米價格崩盤。米商的惡性競逐和囤積居奇,使得形勢變得更壞,到了1918年,印度白米歉收,緬甸出口到海峽殖民地的白米大量減少。
在這之前,新加坡有80名米商在1917年12月要求新加坡總商會和政府交涉,要求取消白米出口限制,並保證新加坡將保持3個月的大米存量。“但事後證明,這是空言,政府因此介入”,促成了1918年12月新加坡政府成立了食物管理局,主要職責是確保當地有足夠的米糧。
麻煩的問題還不止如此,1918年正值一戰結束,本該普天同慶的日子,卻因為西班牙大流感在全球肆虐而導致人心惶惶。此時,俄國也爆發內戰,而介入這場內戰的日本因軍需而到處高價收購白米,拉高了國際市場的米價。雪上加霜的是,從1918年到1919年,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稻米都歉收,產量大減,泰國在1919年大幅收緊出口米糧,將米荒逼上了高峰期。在香港,米荒嚴重威脅貧苦百姓的生計,因而在該年7月26日爆發了搶米潮,並持續了一個多月。
種植替代糧食舒緩米荒
面對這場嚴峻的考驗,古晉食物供應管理委員會在文告中提出了7點應急方案,包括向人民闡明米荒將帶來的嚴重後果;調動資源及開發荒地種植白米的替代品,如木薯、番薯、玉米、碩莪等;迫使擁有超過5名苦力的地主闢地種植替代糧食;鼓勵大園丘種植更多白米等等。與此同時,政府也試圖透過津貼,以壓低進口米的市價。
根據1920年的記錄,砂拉越糧食問題情況舒緩,增產替代糧食的效果雖然未達預期,但也總算整體提高了糧食產量,進口米糧的需求也大為降低。米糧需求降低的原因,除了因為米價高企,也得益於本地白米和替代糧食的增產,還有一個原因是這時期有大批華人苦力移動到荷屬西婆羅洲尋找生計,致使砂拉越的人口某程度的減少。
這場世紀米荒,在1920年尾進入了尾聲,米價在1921年初回落到正常水平,新加坡在5月1日宣佈解除管制措施。砂拉越拉者政府則考慮到通訊和運輸系統不足等原因,採取較為謹慎的措施,從5月10日開始分階段解除管制,到了10月18日才全面解除,以確保白米供應穩定,及商人可以獲得充分的貨源。
那之後,拉者政府矢言提高稻米產量,並推出一攬子的計劃,但事實證明,這些努力最終仍然徒勞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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