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翻頁見中年——有人出版社20年記（下）/曾翎龍（有人出版社總編輯）
二、有人，所以有很多書
有人出書，一般首刷1000本，至多2000。馬來西亞市場小，首刷能賣完已可找棵樹還願，額手稱慶不愧對環境。這些年來，有人印書量逾20萬，設若每種滯銷200本，一條數計下來，免不了有幾萬本存書。存書何處，這是個問題。
有人出版社原本只有兩個倉庫，一個在我家，騰出一間空房，每種書收幾本至幾十本，遇有小量補書，如月樹書店、大將書行、季風帶書店等，我自執書前往。另一處在永聯印務廠，闢了個空間給有人存書，書印好即配送通路（一般也就三五百本），余書進倉庫，待代理補書（早年的諾文，及其後的大眾書局和有店），也協助運送。有人沒發行專員，多得永聯給了個方便（雖然倉庫也算租金），以致多年運作無礙。這得特別感謝永聯印務負責人Ms. Sim，若無她居中協調，有人恐怕經營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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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永聯遭逢白蟻之災，倉庫的書毀了三分一，痛定思痛後決定狡兔三窟，另在月樹租了個房間當倉庫，把一些書轉移過去，也接受大眾退書。漸漸的，月樹也容不下了，遂又在吉隆坡怡保路珍珠坊租下第四個倉庫。大眾退書是很可怕的，試過一回一退100箱，六七千本書。箱頭越疊越高，搬運的體力活，不足外人道。一回倉庫滿溢，經蘇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學中文學程主任許德發安排（他有許多學生，畢業後在各地中學執教），老師們組了車隊載走了幾千本，帶回學校圖書館或分送給學生。今年又有大量退書，老師們又來搬了一次。另外也分了兩批，送到新紀元大學學院和藝青出版社，託他們到學校跑動時送給師生。
三、有人漸入中年
有人堅持不拋售書籍，因為這與殺雞取卵無異，沒有回頭路，是戕害品牌和出版行業的作為。箇中情由，我在〈關於大壞狼及其他——兼至我的朋友、作者、同業及讀者〉一文[4]多有提及。雖然這堅持不符成本效益——3個倉庫（還免除了自家房間）年租金近萬令吉，而一年間能從倉庫調書，重見天日的恐怕不多；但收（守）得住便有希望，書是有價值的。感謝老師們在滿倉時為我們散書，免掉毀書時的不忍與愧疚。學生是一顆顆種子，你給他一本書，他往後可能長成一位讀者，或一位作家。
《有本詩集》好幾位詩人，都是有人出版社創社股東。兩位六字輩（方路、劉育龍），6位七字輩：曾翎龍、龔萬輝、黃惠婉、周若濤、楊嘉仁、翁婉君（後稱翁菀君）。此外還有3位股東：陳翠梅（七字輩，導演）、李紅蓮（七字輩，文字工作者）及鍾進賀（八字輩）。鍾進賀於2006年成立萬撓男孩出版社，專營兒童書；方路隨後也經營“阿里路路”品牌，出版了好幾本自己的書。
邁入20週年，有人出版社出書已近200種。多年來都是我管編務（兼發行、送書、倉管），楊嘉仁管行政和賬目，周若濤管網絡（有人部落和有店網絡書店）。編輯一直都是陳文禮，校對也一直仰賴許欽斐和王國剛。封面設計除了龔萬輝，後來也找了農夫。多得股東們信賴，不曾置喙社務和編務。除了又集過一次資，在沒有固定辦公室和員工的情況下，堪堪做到收支平衡。當然，也沒分過錢就是了。
林金城是我們的老大哥
有人創立後那幾年，著實辦過不少活動。2006年楊嘉仁策劃了“1726”八字輩聚會（他自己卻沒出席），17至26是那年八字輩的歲數，方肯在聚會中途閃了進來，那時她剛出版小說集《看見紅雨傘》。此後她和嘉仁因為有人部落的言論風波往返交流，隔年便走在了一起。又有一年，知食份子林金城導覽吉隆坡茨廠街，在製作公司工作的李雅麗欲約訪金城，也前來參與。2007年，我們到雪州北部新古毛看水壩，金城領吃，當地人雅麗當嚮導；兩年後文友團同遊寮國，若濤雅麗已成一對戀人。我們戲稱：搞有人出版社沒什麼賺頭，但留下兩百種書，也撮合了兩段姻緣。
那些年，林金城一直是我們的老大哥，有人辦文化沙龍，他是核心組織者，帶領我們穿街過巷、翻山越嶺，足跡（及口水）所及，新山、麻坡、東甲、馬六甲、芙蓉、萬撓、烏魯音、煤炭山、雙文丹、新古毛、直涼、淡馬魯、關丹、甘馬挽、瓜拉登嘉樓、哥打峇魯、甲板、怡保、太平、十八丁、實兆遠、大山腳、檳島；乃至臺北、金邊、龍坡邦、大阪、京都都去過了，留下不少地誌書寫和詩篇。同行旅伴除了有人諸子，常見的還有劉育龍、謝增英、呂育陶、周秀洋、林健文、黃俊麟、張麗珊、邱俊麗、黃建華、陳子韓、薇達、歐佩瓊等人。
2016年9月12日，林金城腦溢血昏迷。就在前幾天，他帶著詹宏志、黎智英、張大春等人北上尋幽覓食，送走客人後當晚便倒下了。前陣子他還雀躍說，詹宏志、胡金倫等友好要把他的知食著作帶到臺灣力推。但他醒來後已經走不動了。這像一個分水嶺，此後有人作者群紛紛步入中年，有了家累，心態也已不同，不復是往日說走便走的如風少年。
因為文學而結識的朋友，因為有人出版社而延伸出來的一段段旅程，隱身在一首詩、一篇散文或小說裡。有時我會想，有人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故事，或故事已經攀爬過頂，接下來只能是下坡路了。可以從容一些，看看對面走來的那些從前的我們，勸說前路迂迴，但不走走看，你又怎麼會知道。
想起2009年從龍坡邦往關西瀑布，大夥兒見路邊擺賣蜜瓜，長長一列陣勢驚人，喜孜孜買了好幾粒，帶到龍坡邦一家高級餐廳央請廚師幫忙削皮切塊。飯後作甜品，大家吃了一口覺得不對：蜜瓜一點也不甜。但為了不辜負煞有介事的廚師（把瓜邊切成齒狀漂亮擺盤），以及大費周章像是撿到寶的自己，我們只好一塊接一塊硬吞，還要裝作津津有味，貌似好甜，好甜。
你沒吃過你不知道，蜜瓜還真是甜的——相隔這麼久，這趟旅途最叫我們掛念的便是這些蜜瓜。你說，寮國到底有什麼？有蜜瓜啊。
而這一切的源頭，都在大學畢業那年，楊嘉仁駕著他那輛舊國產車，載我們穿越大學嶺迂迴的舊路，到呂育陶蒲種舊居遊說他投資出版《有本雜誌》。是夜大雨，雨掃發了瘋似的狂掃，但機械與人力何其相似，編程了的極速（及生老病死）總有框限，掃不清瓢潑雨箭，看不清前路，也還是一頭栽了前去。
及至那天通宵編完一期雜誌，我從育陶家中離開，一人駕車上高速，為了不致睡著打開崔健（我們有了機會就要表現我們的力量），音量轉至最大；按下車窗，風狂灌進來，還算茂盛的頭髮打在臉上──
彷彿昨日，一甩頭，時光已經那麼遙遠。
注：[4] 見曾翎龍《吃時間》，2018，頁22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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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住处三楼望向远处是灵市其他区域的高楼公寓。
已经许久没有住在高楼上，11年时光首都生活，已让我忘掉多年前在马六甲八村（Kampung Lapan）五楼组屋的青春记忆。
当年的小伙伴都不在八村了，回想起在八村的光阴，我很感谢明月、米粒、源斌和美仪的忠肝义胆，也无惧我一个臭男人跟这群女人共处一室。
再上高楼，别有感触。
当年二十几岁的勇气已在这几年磨光。一不察觉，人就像神案上的供花，美丽盛放的花期已过，如今坐三望四，赫然发现自己也陷入没有勇气和忧心于未来的困境中！当年那个信誓旦旦说，不要走他人的人生剧本的我，如今也一步步走向普罗大众遵循的“人生剧本”里。
健身时，无意间听到卢卡斯谈他去迪斯尼的经验。
他在这期节目里聊何为成功模式。他说，以前他不信有这套模式。可是打从迪斯尼回来后，他见证了这套成功的商业模式，如何将人带到童年时光，让人重新拾起和拥抱儿时的快乐与幸福想像。
他总结，所有的成功之路都是成千上百人走过的路，也一定会走向成功。我听了，一笑，再看看映在镜子里跑步机上跑步的自己，像仓鼠，像许多我曾不以为意的普通人，开始迈开步伐，踏上别人都走过的“成功之路”。
把SS1旧住处的垃圾和旧物丢弃后，我想哭，但我没有。
临别前，我依依不舍地跟房子说：“谢谢你陪伴了我9年，我在这里得到海鸥文学奖小说首奖，我在这里晋升为副刊高级助理编辑，我在这里评阅过许多文学奖，我在这里完成了我的散文集和短篇小说集，我在这里经历了荒唐的2022到2024年频繁换工的茫然。”
是的，茫然。
9年前刚进这间屋子时，我和许多人的起跑线都一样。
一样的平凡，一样的渴望能崭露头角。
那时还曾因为没有得到文学奖而“怒发冲冠”，或者看到文化界怪现象旧撰文痛批。但，批完、骂完、怒发冲冠结束的9年后，我也走进了那时候我骂的现象里、圈子里，并且愉快地跟这些我曾经不齿的现象共处，没有违和的成为马华文化圈子里有了一些身分和地位的中年人。
不过，So What？
我依然是我，依然热爱阅读，依然热爱写作，依然热爱靠北——友人笑我凡事都三分钟热度，我驳斥道：“我的写作和阅读，以及我的分享重来都不是三分钟热度！”
15岁创作至今，掉队的人多得是。那天重看中学时期的作品剪报，我佩服自己写了22年！天晓得我是怎样写过来的？
当年从《南洋商报》地方版【新生代】出发，走进《中国报》【绿频道】，再登上《星洲》【文艺春秋】、《南洋》【南洋文艺】、【东方文艺】、【后浪】，再到终于放下“在本地耕耘”的执著，尝试把作品投去《香港文学》，以及今年在台湾获得联副主编青睐。
一路走来，创作只是让我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喜欢，我绝对不会视阅读和创作是痛苦。只有不适合自己的鞋子才让你痛苦。
早上，忘了从哪里看到，有人形容我们这一代人是Bersih一代人。
我一次都没有参加过Bersih，并且十分不喜欢Bersih。我曾跟一位文化人说，Bersih会不会也是某一群人在累积政治资本？
当时我们在马六甲三角路KFC谈着一本新书的制作，那是Aunty Anna举着菊花的照片铺天盖地发布在自由自在的面子书，许多年后，Bersih被收编了，我想起那一顿KFC的味道真好，而且那时候的辣椒酱还是公开的放在桌子上。
写这篇文之前，我特地重看了“国师”唐绮阳针对双鱼座2024年的预测，下半年的一切都被她算得准准的！
我既惊喜于唐国师的神准，也恐惧于自己是否已经掉入了曾经嗤之以鼻，那些怪力乱神的故事圈套，或者卢卡斯所说的“成功之路”？
今年圣诞，在搬家的忙碌中获得妹妹、挚友等人的帮助才得以把东西从旧处迁移过来，但搬家公司的功劳最大，把我三千多本书搬到三楼，两个搬运的年轻印度小伙搬到吐了两次。
曾经，我在《南洋商报》，张永修主编的【南洋文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迁徙〉。那时候是2006年，我19岁，把“徙”写成“徒”，所幸张主编仁慈帮我订正过来。
我早已忘记掉那篇散文的一切内容，但“迁徙”这个词汇就像烧红的烙铁，由一个蒙面的时间之神，高高举起，然后轻轻地烙印在我折叠的、皱纹慢慢的生命中。说痛吗？非也。不痛吗？隐隐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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