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人,所以有很多書
有人出書,一般首刷1000本,至多2000。馬來西亞市場小,首刷能賣完已可找棵樹還願,額手稱慶不愧對環境。這些年來,有人印書量逾20萬,設若每種滯銷200本,一條數計下來,免不了有幾萬本存書。存書何處,這是個問題。
有人出版社原本只有兩個倉庫,一個在我家,騰出一間空房,每種書收幾本至幾十本,遇有小量補書,如月樹書店、大將書行、季風帶書店等,我自執書前往。另一處在永聯印務廠,闢了個空間給有人存書,書印好即配送通路(一般也就三五百本),餘書進倉庫,待代理補書(早年的諾文,及其後的大眾書局和有店),也協助運送。有人沒發行專員,多得永聯給了個方便(雖然倉庫也算租金),以致多年運作無礙。這得特別感謝永聯印務負責人Ms. Sim,若無她居中協調,有人恐怕經營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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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永聯遭逢白蟻之災,倉庫的書毀了三分一,痛定思痛後決定狡兔三窟,另在月樹租了個房間當倉庫,把一些書轉移過去,也接受大眾退書。漸漸的,月樹也容不下了,遂又在吉隆坡怡保路珍珠坊租下第四個倉庫。大眾退書是很可怕的,試過一回一退100箱,六七千本書。箱頭越疊越高,搬運的體力活,不足外人道。一回倉庫滿溢,經蘇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學中文學程主任許德發安排(他有許多學生,畢業後在各地中學執教),老師們組了車隊載走了幾千本,帶回學校圖書館或分送給學生。今年又有大量退書,老師們又來搬了一次。另外也分了兩批,送到新紀元大學學院和藝青出版社,託他們到學校跑動時送給師生。
三、有人漸入中年
有人堅持不拋售書籍,因為這與殺雞取卵無異,沒有回頭路,是戕害品牌和出版行業的作為。箇中情由,我在〈關於大壞狼及其他——兼至我的朋友、作者、同業及讀者〉一文[4]多有提及。雖然這堅持不符成本效益——3個倉庫(還免除了自家房間)年租金近萬令吉,而一年間能從倉庫調書,重見天日的恐怕不多;但收(守)得住便有希望,書是有價值的。感謝老師們在滿倉時為我們散書,免掉毀書時的不忍與愧疚。學生是一顆顆種子,你給他一本書,他往後可能長成一位讀者,或一位作家。
《有本詩集》好幾位詩人,都是有人出版社創社股東。兩位六字輩(方路、劉育龍),6位七字輩:曾翎龍、龔萬輝、黃惠婉、周若濤、楊嘉仁、翁婉君(後稱翁菀君)。此外還有3位股東:陳翠梅(七字輩,導演)、李紅蓮(七字輩,文字工作者)及鍾進賀(八字輩)。鍾進賀於2006年成立萬撓男孩出版社,專營兒童書;方路隨後也經營“阿里路路”品牌,出版了好幾本自己的書。
邁入20週年,有人出版社出書已近200種。多年來都是我管編務(兼發行、送書、倉管),楊嘉仁管行政和賬目,周若濤管網絡(有人部落和有店網絡書店)。編輯一直都是陳文禮,校對也一直仰賴許欽斐和王國剛。封面設計除了龔萬輝,後來也找了農夫。多得股東們信賴,不曾置喙社務和編務。除了又集過一次資,在沒有固定辦公室和員工的情況下,堪堪做到收支平衡。當然,也沒分過錢就是了。
林金城是我們的老大哥
有人創立後那幾年,著實辦過不少活動。2006年楊嘉仁策劃了“1726”八字輩聚會(他自己卻沒出席),17至26是那年八字輩的歲數,方肯在聚會中途閃了進來,那時她剛出版小說集《看見紅雨傘》。此後她和嘉仁因為有人部落的言論風波往返交流,隔年便走在了一起。又有一年,知食份子林金城導覽吉隆坡茨廠街,在製作公司工作的李雅麗欲約訪金城,也前來參與。2007年,我們到雪州北部新古毛看水壩,金城領吃,當地人雅麗當嚮導;兩年後文友團同遊寮國,若濤雅麗已成一對戀人。我們戲稱:搞有人出版社沒什麼賺頭,但留下兩百種書,也撮合了兩段姻緣。
那些年,林金城一直是我們的老大哥,有人辦文化沙龍,他是核心組織者,帶領我們穿街過巷、翻山越嶺,足跡(及口水)所及,新山、麻坡、東甲、馬六甲、芙蓉、萬撓、烏魯音、煤炭山、雙文丹、新古毛、直涼、淡馬魯、關丹、甘馬挽、瓜拉登嘉樓、哥打峇魯、甲板、怡保、太平、十八丁、實兆遠、大山腳、檳島;乃至臺北、金邊、龍坡邦、大阪、京都都去過了,留下不少地誌書寫和詩篇。同行旅伴除了有人諸子,常見的還有劉育龍、謝增英、呂育陶、周秀洋、林健文、黃俊麟、張麗珊、邱俊麗、黃建華、陳子韓、薇達、歐佩瓊等人。
2016年9月12日,林金城腦溢血昏迷。就在前幾天,他帶著詹宏志、黎智英、張大春等人北上尋幽覓食,送走客人後當晚便倒下了。前陣子他還雀躍說,詹宏志、胡金倫等友好要把他的知食著作帶到臺灣力推。但他醒來後已經走不動了。這像一個分水嶺,此後有人作者群紛紛步入中年,有了家累,心態也已不同,不復是往日說走便走的如風少年。
因為文學而結識的朋友,因為有人出版社而延伸出來的一段段旅程,隱身在一首詩、一篇散文或小說裡。有時我會想,有人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故事,或故事已經攀爬過頂,接下來只能是下坡路了。可以從容一些,看看對面走來的那些從前的我們,勸說前路迂迴,但不走走看,你又怎麼會知道。
想起2009年從龍坡邦往關西瀑布,大夥兒見路邊擺賣蜜瓜,長長一列陣勢驚人,喜孜孜買了好幾粒,帶到龍坡邦一家高級餐廳央請廚師幫忙削皮切塊。飯後作甜品,大家吃了一口覺得不對:蜜瓜一點也不甜。但為了不辜負煞有介事的廚師(把瓜邊切成齒狀漂亮擺盤),以及大費周章像是撿到寶的自己,我們只好一塊接一塊硬吞,還要裝作津津有味,貌似好甜,好甜。
你沒吃過你不知道,蜜瓜還真是甜的——相隔這麼久,這趟旅途最叫我們掛念的便是這些蜜瓜。你說,寮國到底有什麼?有蜜瓜啊。
而這一切的源頭,都在大學畢業那年,楊嘉仁駕著他那輛舊國產車,載我們穿越大學嶺迂迴的舊路,到呂育陶蒲種舊居遊說他投資出版《有本雜誌》。是夜大雨,雨掃發了瘋似的狂掃,但機械與人力何其相似,編程了的極速(及生老病死)總有框限,掃不清瓢潑雨箭,看不清前路,也還是一頭栽了前去。
及至那天通宵編完一期雜誌,我從育陶家中離開,一人駕車上高速,為了不致睡著打開崔健(我們有了機會就要表現我們的力量),音量轉至最大;按下車窗,風狂灌進來,還算茂盛的頭髮打在臉上──
彷彿昨日,一甩頭,時光已經那麼遙遠。
注:[4] 見曾翎龍《吃時間》,2018,頁22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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