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住在这地方就要管这地方的事

《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于一战结束后与同好游历欧洲写下的所闻所思。文章最初发表于1920上海《时事新报》，之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作了删改，易名《欧游心影录节录》（《心影录》），我书架上保存的就是这一本，也是当年读研时期游访欧洲后回来买下的。那时候我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知性散文谈不上喜欢，这年纪重读，心底却是一湖涟漪。

首先让人心旌荡漾的是梁启超这样一个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情感。他饱满的情感，让这本忧心忡忡的游记多年以后读着仍难掩对那个“觉醒年代”的激动。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一文说过：“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这是1921年他在北京高校的演讲，欧游回来以后，他的文字和思想更有灵光了。

《心影录》记录了梁启超偕同青年才俊蒋方震、丁文江、张君劢等七人于1918年12月底乘船，从上海启程前往欧洲的考察心得。这时欧战结束不久，中国是战胜国，举国无不欢欣，梁启超忧心却保持冷静，他挂虑的自然是国家的切身利益。这趟旅程对已步入中年的梁启超而言，可以说“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心影录》）。那时他当然不知道，生命原来已来到最后的10年。

1919年双十节的第二天，他们一行人已从意大利经过瑞士，回到巴黎的白鲁威公寓。这里离巴黎市中心不过20分钟的火车，但之前4个月以来的舟车劳顿让梁启超动极思静起来，他在寓所看到的景色都属于极冷的色系——“小小几间朴素楼房，倒有个很大的院落，杂花丰树，楚楚可人”，“到得我来时，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满”，“还有些树上的叶，虽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却都带一种沉忧凄断之色，向风中战抖抖的作响，诉说他魂惊望绝。”

但梁启超别无二心，只有一件功课，即正襟危坐，抖搂起精神，专心致志为这一年游历所得奋笔疾书，《心影录》就是在白鲁威这座“深山道院”写就的。

1919年的梁启超已47岁，当时写下的这部游记已可窥见他可贵的人生历练和生命抱负。我刻意再翻查他途径南洋这一章。一行人抵达南洋时，还在槟城植物园赏荷，热带气候，汗如雨下。“想起来人类受环境的支配，真是利害，你不顺应他，你能够存活吗？现时国内大多数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怀的思想，岂不都是穿着大毛游历新加坡吗？”面对那个动辄得咎的混乱时局，人人自危，你若稍不调适自己，随时可被时代洪流淹没。

当时马来亚仍是英属殖民地，梁启超来时所见处处都是南洋华侨，“新加坡、槟榔屿一带，除了一面英国国旗外，简直和广东、福建的热闹市镇毫无差别。”开矿采锡、种树胶、卖杂货，什么猪仔都有，不过是为了寻觅一方天地。梁启超一行人当时乘搭两艘船分道出发，他和蒋方震、刘崇杰、张君劢及杨维新同船。他们已有一段时日未远航，这趟远游，一为自身学问，二为国家外交，于公于私，犹如天降大任。船上的日子，但看昼夜天际，却丝毫不浪费一点时间，友人论学，志同道合，心中最在意就是中国人／华侨安身立命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