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遊心影錄》是梁啟超於一戰結束後與同好遊歷歐洲寫下的所聞所思。文章最初發表於1920上海《時事新報》,之後收入《飲冰室合集》作了刪改,易名《歐遊心影錄節錄》(《心影錄》),我書架上保存的就是這一本,也是當年讀研時期遊訪歐洲後回來買下的。那時候我對這類知識分子的知性散文談不上喜歡,這年紀重讀,心底卻是一湖漣漪。
首先讓人心旌盪漾的是梁啟超這樣一個民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和情感。他飽滿的情感,讓這本憂心忡忡的遊記多年以後讀著仍難掩對那個“覺醒年代”的激動。梁啟超在〈“知不可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一文說過:“諸君讀我的近二十年來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觀是拿兩樣事情做基礎:一,‘責任心’,二,‘興味’。……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對於我的感情都不肯壓抑,聽其儘量發展。發展的結果常常得意外的調和。”這是1921年他在北京高校的演講,歐遊回來以後,他的文字和思想更有靈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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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影錄》記錄了梁啟超偕同青年才俊蔣方震、丁文江、張君勱等七人於1918年12月底乘船,從上海啟程前往歐洲的考察心得。這時歐戰結束不久,中國是戰勝國,舉國無不歡欣,梁啟超憂心卻保持冷靜,他掛慮的自然是國家的切身利益。這趟旅程對已步入中年的梁啟超而言,可以說“換了一個新生命了”(《心影錄》)。那時他當然不知道,生命原來已來到最後的10年。
1919年雙十節的第二天,他們一行人已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的白魯威公寓。這裡離巴黎市中心不過20分鐘的火車,但之前4個月以來的舟車勞頓讓梁啟超動極思靜起來,他在寓所看到的景色都屬於極冷的色系——“小小几間樸素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楚楚可人”,“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彌滿”,“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裡掙他殘命,卻都帶一種沉憂悽斷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
但梁啟超別無二心,只有一件功課,即正襟危坐,抖摟起精神,專心致志為這一年遊歷所得奮筆疾書,《心影錄》就是在白魯威這座“深山道院”寫就的。
1919年的梁啟超已47歲,當時寫下的這部遊記已可窺見他可貴的人生歷練和生命抱負。我刻意再翻查他途徑南洋這一章。一行人抵達南洋時,還在檳城植物園賞荷,熱帶氣候,汗如雨下。“想起來人類受環境的支配,真是利害,你不順應他,你能夠存活嗎?現時國內大多數人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所懷的思想,豈不都是穿著大毛遊歷新加坡嗎?”面對那個動輒得咎的混亂時局,人人自危,你若稍不調適自己,隨時可被時代洪流淹沒。
當時馬來亞仍是英屬殖民地,梁啟超來時所見處處都是南洋華僑,“新加坡、檳榔嶼一帶,除了一面英國國旗外,簡直和廣東、福建的熱鬧市鎮毫無差別。”開礦採錫、種樹膠、賣雜貨,什麼豬仔都有,不過是為了尋覓一方天地。梁啟超一行人當時乘搭兩艘船分道出發,他和蔣方震、劉崇傑、張君勱及楊維新同船。他們已有一段時日未遠航,這趟遠遊,一為自身學問,二為國家外交,於公於私,猶如天降大任。船上的日子,但看晝夜天際,卻絲毫不浪費一點時間,友人論學,志同道合,心中最在意就是中國人/華僑安身立命的課題。
那一年,梁任公途徑新加坡和檳城,中國人這時已下南洋許久。他們是否該賺了錢回去報國,還是留守彼邦另開一寸方圓之地,這道選擇題還在心中盤旋。對於過番客,梁任公寄予厚望,《心影錄》如此寫著他多年前的話——
“我敢信我們中華民國,不久定要建設起來。至於南洋新國,也是民族自決的一條正路,海外僑民文化較稚,還須內地人助他開發。從前也有過些人設法勸導華僑贊助國內運動,這個固然是好。但國內的事,還應該國內人多負些義務,華僑卻有他自己應做的事。什麼事呢?還是那句老話,‘我住在這地方,就要管這地方的事。因為和我有利害關係。’我想我們青年,若是哪位有興致,去傳播這種思想,拿來做終身事業,倒是男兒報國一件大事哩。”
若是梁任公在天有靈,他對我住在這地方的子子孫孫也該是由衷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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