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安详】书藏我家/何国忠
罗孚在〈叶灵凤的后半生〉说叶灵凤藏书中有珍本，其中清朝嘉庆版《新安县志》，叶灵凤一提即眉飞色舞。《新安县志》在广州和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叶灵凤检验后确认内地所藏有残缺，仅存3部中他的《新安县志》最全。新安涵盖今日之深圳及香港地区，《新安县志》所含历史及政治意涵不言而喻，英国殖民政府关注这部书。叶灵凤在世时有人以数万港元求让，价钱相等于今日币值数百万，诱惑力虽大，叶灵凤置之不理，只让香港大学图书馆复印一份，供学者参考，没有封锁知识。于公于私，两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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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香港以后，叶灵凤在《星岛日报》工作，收入稳定。女儿叶中敏在〈爸爸去世后〉回忆说“一家十一口的生活，全靠他一支笔杆维持。记忆中我们从小到大，没有挨过一顿饿，没有少穿过一件衣裳，家中还雇有女佣帮工，生活是中等或中上的水平。”
当爱书人易，当藏书家不易。王学泰在〈闲话藏书的闲话〉说他一度爱收古旧书，后来放弃，钱有尽，书无穷，古旧书市非他所能染指。藏书家都是有进有出，以书养书。王学泰只进不出，不愿将书当商品，终究无力和珍品周旋。叶灵凤虽不卖书，但是月月有余钱添购，积少成多。罗孚说叶灵凤家里“四壁图书，连中央之地也受到书的侵略”。
爱书就会藏书。藏书不读书，多为书商。藏书又读书，多为文人，翻了再翻，将书读得破破烂烂，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爱书者珍惜品相，印刷、封面、纸张，样样讲究。收入多年，阅读时小心翼翼，书相完好如新。至于购买不同版本，做校雠工作，则进入研究行列。读研究所的中文系学生，都有类似经验。
叶灵凤对郁达夫敬重有加。他说他的藏书“最初的胚芽，是达夫先生给了我几册，都是英国小说和散文。”郁风有一篇题为〈叶灵凤和郁达夫和书〉的文章，说叶灵凤和郁达夫有相似的读书、藏书、失书经验。郁风散文好画作好，她是画家黄苗子太太，郁达夫侄女。她说三叔郁达夫不管身居何处，“便如吸烟一样上瘾的不可一日不读书。”
用钱换书 心诚始终
郁达夫买书、失书的经历不断循环。他有不少书留在日本，带不回来。随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福州、新加坡，甚至流亡印尼时，都存藏书。郁达夫在〈图书的惨劫〉大骂日军。他说战乱最难恢复的莫如文物图书。他在杭州所失之书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以来的类书，上至《太平御览》及《广记》，下至商务、中华之辞典及名人年谱。他说“像同文石印的《骈字类编》等系精本中之尤精者，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的。”他还收有明末清初禁书，大小三百余部。清初百名家词抄、诗抄及清末道咸以后的词集等近六百余种。另有英、德、法、日文书两万余册。郁达夫留下感叹：“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
温梓川编《郁达夫南游记》，序言说1939年1月郁达夫到槟城，温梓川到酒店看他。等了十多分钟，郁达夫出现，说早上7点出门找旧书店，在一家印度人书店买了一大堆好书。其中有几本是德文的王尔德，郁达夫说“买得很便宜，每本只花二角钱”。爱书是天生的，旅游时无论如何也要抽出时间逛书店。
从前不管是从照片或亲身参观，对以书为壁的庄严布置，羡慕非常。书架直达壁顶，人在其间，文化的厚重感油然而生。如今我有书架也有藏书，让自己开心的好书不少，但是都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或善本，价钱与买入相比，只有贬值，离真正藏书家定义，相去甚远。马来西亚有人以销售名画致富，却没听过有人经营善本书维生。说来或是幸事，没有流连其中，少了诱惑，少了失书之悲凉。
“物莫不聚于所好，故叶公之好龙，则真龙入室。而况学士之于良友，贤君之于良臣乎？而独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见鬼神之怒贪，而不怒痴也。”这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句子。我最近写“物莫不聚于所好”，挂在书房。任何物品都会汇聚在爱好者手中，叶公喜龙，真龙最后忍不住，走到叶公面前。渴求好友，渴求良臣可作如是观。阿堵之物指金钱，蒲松龄说爱钱者多，富有者少。因为鬼神不喜贪钱无度的人。面对痴心人，鬼神则不生气。爱书人将书藏于自家，用钱换书，心诚始终。蒲松龄和鬼神打交道，鬼神对痴书者是有怜悯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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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
〈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
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
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
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
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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