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设备支持、研究资金匮乏、职业机会有限、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施政偏差、以及昂贵研究材料,都是导致优秀科学家离开大马,去海外追求他们研究事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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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在东京一家酒店,时任国家元首会见了当时还在东京Nippon Medical School任职的Ishwar Parhar博士(详见2005年8月《自然》期刊文章)。
多年前Parhar博士因为研究基础设施的不合意,政府也缺乏加强科学的意愿和长远计划,离开了祖国。2005年元首邀请他回国,为大马神经科学研究界贡献,尔后政府也批准他建立一家新的脑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后来设立在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的Brain Research Institute;Parhar博士也从日本带回来本身的研究团队,包括四名日本和两名中国博士后,来协助他建立研究所。这一次的回流驻足留马,历经十多年,是一个成功的人才回流和Brain Gain个案。
但并非每位海外科学家都有机会和元首见面,或建立新的研究所,然后把国外的支援团队带回大马。
可能和Parhar有类似际遇的,是清华大学的分子细胞生物学家纪家葵博士。安华访华在清大演讲时,公开说“会说服习近平主席,要纪教授回来帮助马来西亚。”
纪教授会不会回来?几乎所有学术界朋友们都说:别回来,别放弃清华的研究支援和工作文化这些优良条件!
既然人人都泼冷水,我只好问问“非人”ChatGPT,有关“优秀科学家离马去海外发展研究事业”的原因;问题是以英文发问,ChatGPT给了五个答案,经过翻译、整理并改写答复内容,加上最后两个个人看法共七点,逐一陈列如下:
(1)缺乏资金和支持:2020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例为1.14%,欧盟、美国和日本的数据分别是2.2%、2.8%、3.2%;整体研究资金匮乏,是多数优秀科学家离开大马的主因。
(2)职业机会有限:我国科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仍在发展中,意味着国内研究相关学术职业机会有限,尤其是博士后的职位少、薪水低、待遇差,许多科学家不得不向外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3)贪污贿赂风气:过去数十年的马来西亚,因为施政偏差和低效的缘故,经已形成全国性滥权贪污文化;许多研究基础设施拨款,并没有完全/真正用在项目上,而是进了某些特定人士的口袋。
(4)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政府的政策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使优秀科学家难以规划未来,并在职业前景方面感到安全。
(5)土著扶助政策: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和印度少数族裔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导致才华横溢、高技能人才离开马来西亚去寻求更好的机会。
(6)散漫工作文化:和私立机构以及国外进步国家相比,本地公立机构的整体工作文化显得相对散漫,造成研究进展缓慢。
(7)昂贵的研究材料和器材:因为市场规模相对小,国外主要大厂都不愿意在我国建立分销中心;而本地经销商必须兼顾许多税费,因而提高利润率。相对于美、澳、英国等市场较大国家,在我国购买试剂和化学品,一般都得付出数倍加码;这其中也和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少,以及物流成本较高(地理位置距离许多供应商较远)有关。马币兑换率也是另一主因。
总的来说,缺乏设备支持、研究资金匮乏、职业机会有限、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施政偏差、以及昂贵研究材料,都是导致优秀科学家离开大马,去海外追求他们研究事业的原因。
结合以上种种原因,举个例子,在国内分子生物研究界,一般供两三年使用的10万、20万令吉研究资金,多数只能做出在美国20%至30%或更少的研究成果。
ChatGPT这种人工智能的答案,可能也包含来自大马人在网络上的声音,但权威期刊如前述《自然》的报道,却也和国人看法一致:特权政策的泛滥,使得受良好教育的华印裔离开祖国。
至于纪教授会不会听从安华召唤,回归祖国,其中一个因素,应该是看政府有没有提供类似Parhar博士的优渥待遇。
说实话,我期待。
就如张雨生唱《我期待》这样:“我期待 有一天我(他)会回来”
但回来后,别唱后面那一段的“SAY GOODBYE SAY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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