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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珍情

发布: 12:02pm 22/0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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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莉珍.受众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

陈莉珍(世华媒体马来西亚营运长(集团策略及内容))

最近的事件,同仁采访了其中的正宫引起了来自内外的各类声音。用数字内容人的阿Q精神来说,我会认为这些声浪就是被人看见了成功引起关注,但看到努力的同事受挫,忍不住想要为大家来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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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纸媒机构服务,身边很多人的爱问:“的未来在哪里?”我更关切的是,新闻的未来在哪里?

今天的媒体版图,或是今天的新闻媒体所处于的时代,从信息爆炸到泛滥,如何在这一片汪洋中吸引到资讯消费者的注意或消费,已然成为全球大大小小新闻媒体首当其冲的挑战,有的人可以简单的解读这为抢占流量,但我认为,重点在于,如何成为资讯消费者首选的渠道。新闻媒体的竞争环境更为严峻,近年来,新闻媒体研究机构也在探讨所谓的“新闻回避”(News Avoidance) 现象, 即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选择不看新闻,尤以在疫情后有更明显攀升的趋势。

新闻是我们的饭碗,我们自然关注大家对新闻漠视的现象,但一个社会如果多数人对于议题冷漠,对于政策如何影响社会漠视,套用在马来西亚社会上,你可以想像过去十年来的民主进程会如何开倒车吗?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在喜来登事件后,甚至在第15届全国大选的时候,不都开始展现出倦怠,漠视的心态吗?

在这样的生态中,新闻媒体到底该如何前进?过去十多年来,司职数字新闻管理的经验,我可以很汗颜地说:或许没有答案,这些年跟同伴们都是一路摸索、带着对新闻的信念一直努力,而一直秉持的原则是:受众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

认清了方向,在寻找受众在路上,并未松懈:除了自己的网站、APP,任何火红的社交媒体都不会放过。每个平台上都有制定一套经营策略,这些策略目标是要让我们发布的信息更为广泛的推广,其中有很多细节:包括贴文的设计模板语呈现、压字的处理、更是受制于更大科技平台不透明的演算法,各种策略的背后万变不离其宗:受众,受众关注的议题,习惯的叙述方式等。

有的人很容易将这种目标解读为对受众予取予求,一窝蜂的追求网络现象或完全没有底线的创意呈现方式。但在操作上,这并非如此,对于版权、文字、设计等,绝对还是秉持着新闻媒体应有的守则。

对于选材,不会放过网络上热议的事件或课题。试问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在热议某课题,主流媒体却找不到相关信息,就往内容农场下手,尤以在新闻素养缺乏的社会当中,长年累月下来,这会养成怎样的一代人?如果主流媒体的切入角度能带出热议事件中应该关注的公共议题,例如星洲网同仁在处理早阵子的时候:并未取用一开始的假脸书专页,第一时间采访了律师等方式,其实是多年新闻培训经验的积累的成果,从热议事件中,找出其公共利益、价值等,是同事努力的方向。

当然,这是一条学习之路,未必每一次都能做到尽善尽美。

例如最近的网红夫妻离婚事件,星洲网同仁采访了其中的正宫引起了来自内外的各类声音。用数字内容人的阿Q精神来说,我会认为这些声浪就是被人看见了成功引起关注,但看到努力的同事受挫,忍不住想要为大家来发言。

很多人可能在你的脸书生活动态时报上看到很多来自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脸书专页或百格的贴文,但4月19日发布当天,星洲脸书专页发布了179条贴文,关于离婚网红夫妻的贴文占了19条;星洲网发布了超过200条内容,涵盖面林林种种,从政治、民生、国际、财经、娱乐;除了正宫专访中声称的5条内容,也包括从首相笑谈宣布新内阁、交通部长谈佳节期间增加往返沙巴班机、大马糖厂酝酿起价、到我家乡美里大伯公庙安置最大神像等新闻。不看流量,只看发布内容,想要强调的就是,星洲网并未因为所谓的网络趋势放弃任何重大或切身新闻。

当然面对新闻回避的挑战,我们需要将重要议题做得够“性感”才能引起网民的关注,也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努力。

目前,星洲数字策略聚焦于两个重点:一,不断扩展不同受众群;二,提升基本盘的互动率。扩展不同受众群就是让内容多元化,或许通过开发或增加垂直内容;提升互动率则视乎三个不同受众层:社交媒体上用户、网站/APP的用户,星洲人VIP的付费用户,想像三种受众是成为一个消费者漏斗,我们的目标就是将资讯消费者不停往下推,成为我们的新闻品牌内容的消费者。社交媒体上可能有些比较轻松或热议的网络新闻,星洲网网站或APP可以看到即时发布的各类新闻、星洲人VIP内容专区里有深度报道专题、精辟分析评论等,包括最近星期天头条的杀猪盘专题、东盟专题等。例如在第15届大选开票日,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我们的开票贴图、最新重点报道、直播;在网站/APP在投票日、开票夜看到滚动更新、开票榜、甚至是同事精心制作的选举游民调等,而星洲人VIP除了可以看到一些优质深度内容,还可以参与一日媒体人的活动与新闻室领导或评论人进行交流,从不同的角度掌握时事脉搏。

资深的新闻从业员、热心评论人或社会观察家,不管内外,绝对可以并欢迎指教批评,但请勿漠视很多年轻同仁的努力及用心,以上说的策略中很多项目都是同仁们的心血,很多人爱调侃小编,但身边的很多同仁都是因为对新闻的信念付出以及耕耘,我们深知流量是一个指标不是全部,但我们更明白没有流量,所谓的重要新闻只能触及非常小众的人。甚至与我们合作的技术开发商在做我们大选发想的各种内容都会问,这些有流量吗?

但流量不是驱动我们的首要因素,今天星洲网每月固定以各类内容服务500至600万独立访客,社媒上的互动及触及面更高,我们一直努力,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新闻、对新闻有感、让新闻可以为我们的社会带来更好的影响。

媒体生态的转变除了消费者取用新闻的改变,新闻媒体传统上仰赖的广告业务模式也受到了科技平台例如谷歌、脸书的破坏,新闻媒体业务如何可续性的发展是另外一个挑战,如何保障新闻从业员的饭碗,如何支撑新闻生产资源成本,也是一个大主题:过去十多年,媒体将大量新闻内容免费上网,养成了大家认为新闻本该免费,但随着广告业务越来越艰巨,我们更需要真正的新闻消费者来买单,但要消费者愿意买单,我们需要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提升自己的产品,也一直在这方面下手与努力。

一直相信,新闻媒体业务模式遭受破坏,其实任何行业因为演变发生的摧毁式破坏,只是要让业者更为精进,唯有让自己变得更好才能从破坏中走出一条新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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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8:00am 30/12/2024
陈莉珍.我们不能再用老方法做事

网络包括社交媒体,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多问题:从网络诈骗、身分冒用、对他人声誉的破坏,到可能扰乱社会秩序的假信息,但立法管制是否是一劳永逸的方式?

“如果我们觉得学生可能利用AI来做功课,那我们改变审核学生的方式,或许不再是提交报告。”

日前跟一个高等教育界泰斗吃饭的时候谈到生成人工智能如何影响高等教育,这位睿智的前辈忍不住有感而发,她接着补充说,“我们不能再用老方法做事。”

美国新闻从业员、新闻学者以及媒体理论家杰夫贾维斯,对于人工智能将更普及的网络时代,他参照了古腾堡括号理论追溯历史,探讨印刷科技前的社会历史,从中找到社会可以引以为鉴之处。古腾堡括号理论的中心思想,即数字革命将带我们回到印刷前的时代, 因为网络时代也有相似之处。

以这个理论为基础,杰夫去年推出一本著作,他强调历史并非重演,而是从中看出人类社会如何适应重大科技改变,尤其在人类社会目前面对网络乃至于生成人工智能科技的冲击,应该如何自处与应对。

其实,在印刷科技开始普及化之前,人们习惯通过熟悉的管道(例如名声很好的客栈或旅馆老板)取得信息,但出版技术带来的传单、书籍对那个时代的社会而言,都是不可靠的信息来源,并未享有同等的地位,那个环境中,也有不少人利用出版印刷科技散播假信息。后来的发展大家应该不陌生,纸本媒介逐渐成为主流、发展成为了以广告为业务模式生态、内容成了产权或我们更熟悉的版权。

杰夫强调,科技的改变将提升对话的空间以及权利;例如教会发表的手抄经书在印刷出版技术出现前就是权威,也因为出版技术允许挑战教会的声音得以传播。同样的,网络科技将对话的权利还给了社会,除了主流掌控言论发布管道、技术的单位,社会各阶层有了更多发表的机会,内容更是百花齐放——很多在网络时代之前不可能拥有舞台的创作人因为网络而让世人看到他们的才华。

网络免予审查的保障是很多国家网络通讯法的基础,包括马来西亚多媒体通讯法令对网络不审查的保障。弱势群体失去发言平台对比普罗大众被诈欺的风险,两者之间如何做出平衡?

其实,网络或者已经在改变我们生活的生成智能科技一直都是工具,而决定工具如何被使用的是人类。立法是否能解决——遍布网络的仇恨言论、诈骗、网络霸凌骚扰、侵害儿童权益等问题?它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吗?

还有,我们真的需要立法管制晒娃?一般人的认知是,父母应该懂得如何保护孩子的权益,身边不乏已为人母的朋友会要求我们不要将孩子们的照片放上网,同样的,分享照片的成年人也应该以保障孩子福利为前提;很多狂晒娃的父母,或许没有意识到对孩子们的影响,问题症结在于无知/未知,未必旨在造成伤害。当然,不排除有父母因为孩子是网红而把他们当成摇钱树剥削,但这种案例在网络普及时代的娱乐圈也有。

12月国会迎来了几项与媒体通讯相关的法案,其中国会通过了包括多媒体通讯法令修正案以及网络安全法案,相关部门部长强调法令主旨是为了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另外一个旨在扩大多媒体及通讯委员会的法案,则被送到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审议。

此外,还有酝酿多年的媒体理事会法案,此法案旨在成立独立的理事会让新闻媒体可以落实自主管理, 因为理事会成员将包括政府代表,让一些人士有所保留,据报道,法案会在明年2月提呈国会。媒体作为资讯版图里重要的一环,尤其在资讯生态环境不断地改变,甚至在生成人工智能更普及之后,如何应对且履行媒体作为监督者的天职,至关重要。

这些法案的通过都会影响马来西亚资讯版图的各造,而打着顺应时代改变,为了大众的福祉推动的法案,是否真的能带来正面的影响?或者如一些公民社会组织担忧的变相审查言论,进而改变多媒体通讯法令下对网络不会被审查的保障。

多媒体委员会是否是管制网络内容最恰当的单位,到底如何界定“极致冒犯”?是否会被滥用?相关单位在援引法令的时候,是否可以被司法检讨?一旦落实后,会否引来相关党委的自我审查,自我噤声?

科技媒体通过拥有广大的用户进而赚取庞大的广告收益,承担平台内容衍生的问题看来理所当然,但如果我们要求科技平台成为各自平台内容的把关者,他们如何担任这个角色,如何能够及时应对?又如何确保他们不会滥用权力或管理不当?当今大马因为网民评论而被定罪藐视法庭进而罚款,至此之后,很多新闻媒体因为审查资源有限,而关闭了评论的功能,这样的局面对于启迪明智,让民众更能掌握公众议题,非常不利。目前要看到民众对于时事公众议题的评论,往往就只能在(财力雄厚且目前不受管制)社交媒体的贴文中看到;社交媒体在明年1月1日通过申请成为应用服务供应商,并获得执照之后,会有哪一些影响?

个人经历,用几天举报冒充的脸书专页,它们被撤下后隔天又出现新的假脸书专页,这是工作岗位上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有能力辨识假脸书专页,以免落入诈骗陷阱,会更加实际。

网络包括社交媒体,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多问题:从网络诈骗、身分冒用、对他人声誉的破坏,到可能扰乱社会秩序的假信息,但立法管制是否是一劳永逸的方式?如果立法,却没有加强提升媒体素养、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过度的管制是否抵销了科技带给人类的好处?

或许,与其探讨如何管制,在面对网络或生成人工智能被有心人士利用带来的冲击,我们要摒弃的是新瓶旧酒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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