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春晖/陈家香（芙蓉）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还是水流？”念到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这句时，她眼睛睁得如蛋黄般大，奶声奶气地问道。韶光逝去无影踪，那稚嫩童音一去不复闻。
工艺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日，为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她毅然辞去报馆一职，远赴北京大学深造，选择的是与在国内大学主修的化学系差异颇大的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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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定出乎意料，却也获得家人全面支持。2001年的那一天，送她到机场，看着她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拿回护照，然后回身望过来，潇洒地挥挥手。这一挥让我眼眶泛汨，无语凝咽，目送着瘦削的背影渐行渐远。离乡背井，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度，经历3年中文系硕士班的苦学，我无法体验却也能体会她所承受的甜酸苦辣。学成归来了，昔日的牵挂与担心终于画上了句号。
伴随着她归来的是一箱箱的书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则是：女儿购书，母亲获益。我说正在阅读《梵谷：磨难中的热情》，她给我带来余光中译的《梵谷传》；我读《史记》，她介绍我读《史记的读法》；我说常背诵李白的诗，她递给我哈金中文版的《通天之路：李白传》，近日，还递来蒋勲的《品味唐诗》。
坚持不懈地翻阅她所购买的书籍，渐渐的，我开始喜欢阅读沈从文、王安忆、张爱玲、西西等作者的著作。我俩彼此也开始有了文学方面的交流。我说，真不明白“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怎么会爱上使君有妇，又见一个爱一个、承诺与誓言都是空谈的胡兰成。“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我话音刚落，她竟一字不漏地念出张爱玲写在给胡兰成的照片背面的情话。
谁说最难报答父母恩
“好记性！你是否每次都能把书读到最后一字，并记得内容？”
“哪有可能！不是每本书都容易读懂的。读不下去就换另一本，没必要记住每本书的内容 ，阅读当下开心就很不错了。”
受了她的熏陶，潜移默化，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偶从报章上得悉第6届深耕文学创作课招生，立即私讯她，希望能参加华文散文班，打好写作的基础。她当即回应为我询问详情，还安慰我放心，年龄不是问题。第二天，她告知已为我报名，还缴费了。我欣慰无比。谁说最难报答海样深的父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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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住处三楼望向远处是灵市其他区域的高楼公寓。
已经许久没有住在高楼上，11年时光首都生活，已让我忘掉多年前在马六甲八村（Kampung Lapan）五楼组屋的青春记忆。
当年的小伙伴都不在八村了，回想起在八村的光阴，我很感谢明月、米粒、源斌和美仪的忠肝义胆，也无惧我一个臭男人跟这群女人共处一室。
再上高楼，别有感触。
当年二十几岁的勇气已在这几年磨光。一不察觉，人就像神案上的供花，美丽盛放的花期已过，如今坐三望四，赫然发现自己也陷入没有勇气和忧心于未来的困境中！当年那个信誓旦旦说，不要走他人的人生剧本的我，如今也一步步走向普罗大众遵循的“人生剧本”里。
健身时，无意间听到卢卡斯谈他去迪斯尼的经验。
他在这期节目里聊何为成功模式。他说，以前他不信有这套模式。可是打从迪斯尼回来后，他见证了这套成功的商业模式，如何将人带到童年时光，让人重新拾起和拥抱儿时的快乐与幸福想像。
他总结，所有的成功之路都是成千上百人走过的路，也一定会走向成功。我听了，一笑，再看看映在镜子里跑步机上跑步的自己，像仓鼠，像许多我曾不以为意的普通人，开始迈开步伐，踏上别人都走过的“成功之路”。
把SS1旧住处的垃圾和旧物丢弃后，我想哭，但我没有。
临别前，我依依不舍地跟房子说：“谢谢你陪伴了我9年，我在这里得到海鸥文学奖小说首奖，我在这里晋升为副刊高级助理编辑，我在这里评阅过许多文学奖，我在这里完成了我的散文集和短篇小说集，我在这里经历了荒唐的2022到2024年频繁换工的茫然。”
是的，茫然。
9年前刚进这间屋子时，我和许多人的起跑线都一样。
一样的平凡，一样的渴望能崭露头角。
那时还曾因为没有得到文学奖而“怒发冲冠”，或者看到文化界怪现象旧撰文痛批。但，批完、骂完、怒发冲冠结束的9年后，我也走进了那时候我骂的现象里、圈子里，并且愉快地跟这些我曾经不齿的现象共处，没有违和的成为马华文化圈子里有了一些身分和地位的中年人。
不过，So What？
我依然是我，依然热爱阅读，依然热爱写作，依然热爱靠北——友人笑我凡事都三分钟热度，我驳斥道：“我的写作和阅读，以及我的分享重来都不是三分钟热度！”
15岁创作至今，掉队的人多得是。那天重看中学时期的作品剪报，我佩服自己写了22年！天晓得我是怎样写过来的？
当年从《南洋商报》地方版【新生代】出发，走进《中国报》【绿频道】，再登上《星洲》【文艺春秋】、《南洋》【南洋文艺】、【东方文艺】、【后浪】，再到终于放下“在本地耕耘”的执著，尝试把作品投去《香港文学》，以及今年在台湾获得联副主编青睐。
一路走来，创作只是让我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喜欢，我绝对不会视阅读和创作是痛苦。只有不适合自己的鞋子才让你痛苦。
早上，忘了从哪里看到，有人形容我们这一代人是Bersih一代人。
我一次都没有参加过Bersih，并且十分不喜欢Bersih。我曾跟一位文化人说，Bersih会不会也是某一群人在累积政治资本？
当时我们在马六甲三角路KFC谈着一本新书的制作，那是Aunty Anna举着菊花的照片铺天盖地发布在自由自在的面子书，许多年后，Bersih被收编了，我想起那一顿KFC的味道真好，而且那时候的辣椒酱还是公开的放在桌子上。
写这篇文之前，我特地重看了“国师”唐绮阳针对双鱼座2024年的预测，下半年的一切都被她算得准准的！
我既惊喜于唐国师的神准，也恐惧于自己是否已经掉入了曾经嗤之以鼻，那些怪力乱神的故事圈套，或者卢卡斯所说的“成功之路”？
今年圣诞，在搬家的忙碌中获得妹妹、挚友等人的帮助才得以把东西从旧处迁移过来，但搬家公司的功劳最大，把我三千多本书搬到三楼，两个搬运的年轻印度小伙搬到吐了两次。
曾经，我在《南洋商报》，张永修主编的【南洋文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迁徙〉。那时候是2006年，我19岁，把“徙”写成“徒”，所幸张主编仁慈帮我订正过来。
我早已忘记掉那篇散文的一切内容，但“迁徙”这个词汇就像烧红的烙铁，由一个蒙面的时间之神，高高举起，然后轻轻地烙印在我折叠的、皱纹慢慢的生命中。说痛吗？非也。不痛吗？隐隐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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