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晉瑋.大馬需要什麼改革？

2002年，委內瑞拉的查韋斯（Hugo Chavez）當選總統，哥倫比亞人則選了烏里韋（Alvaro Uribe）上臺。

前者推行土地改革、企業國有化、教育與醫療等計劃，確保人民得到公平的資源分配，提高人民福利，極力取悅人民。在往後的日子，委內瑞拉經歷了惡性通脹與長久的經濟萎縮。

反觀哥倫比亞，烏里韋上臺後推動自由市場經濟，放鬆外商投資限制等，在他的領導下，國家經濟增長屢創新高。

由此可見，成功的領導人不一定要成為民粹主義的傀儡。因為國家需要的是一些帶來長遠利益的政策，而不是短暫取悅人民的方案。

回到大馬，反對黨極力提倡提取公積金存款，這能夠取悅部分人，但無論對長期的個人理財，還是整體經濟，它都沒有顯著的幫助；相比於執政黨引中資來馬，從中國帶來的1700億令吉投資，後者更惠國惠民，影響更深遠。

改革者除了需要智慧，還要維持民眾對他的支持。希臘曾推舉前歐洲央行副行長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為總理；捷克共和國的前總理菲舍爾（Jan Fisher）曾擔任統計局局長；意大利前總理蒙蒂（Mario Monti）是前歐盟委員會專員，這幾位專才上任不到一年就垮臺了。

希盟第一次執政時，嘗試兌現承認統考以及簽署ICERD公約的承諾，但它們卻引起部分民眾嚴重的反彈。執政不到兩年，一場喜來登政變導致希盟政府垮臺。一個改革者除了有理想，它還需要黨內、盟黨以及民眾的支持，才能在改革的路上走得更遠。

觀察歷史，以經濟為重心的改革者更能為人民謀福祉。

普汀在90年代擔任俄羅斯總統後，極力簡化稅制，節省國家開銷，國民收入在短期內翻了5倍。20年後，他的思維轉向集權，提倡民族主義，俄羅斯人民的收入一落千丈，一度下跌了三分之一，國家也捲入了連年戰爭。

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在2000年代改革養老金系統，私有化國家銀行，政府量入為出，該國的人均收入衝破了一萬美元的關口；10年後，領導思維轉向伊斯蘭社會風俗，以恢復奧斯曼帝國昔日光芒；在往後的日子裡，國內發生大規模反政府抗議與軍事政變。

回到大馬，敦馬在80年代任相期間，推動大馬工業化和現代化轉型，大馬成為了當時的亞洲四小虎之一。到了2018年，敦馬再度任相時，大馬陷入了政局亂局，敦馬更注重的是如何保住政權，最後換來的是，大馬第一個無法做滿5年的政府。

大馬需要什麼改革？我的答案是，專注於經濟發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