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不只是沒有抓緊新加坡的趨勢,也沒有把握中國和美國對抗競爭下的契機。
在新加坡工作的晚輩告訴我,他正在考慮離開新加坡,迴歸大馬。
我有點吃驚。幾年前,英國大學畢業之後,他在大馬找到一份基薪3千500令吉,加上超時津貼,月入約4000多令吉的工作。生活在吉隆坡,扣除供車、租屋和基本消費,他只能省省過日子。
和其他年輕人一樣,他嚮往更高收入和更優質水平的生活,而其中一個比較直接的途徑,就是到新加坡就業,賺乘以3倍的新幣收入。
過程比想像中容易,經過申請和簡單面試,他獲得幾家公司錄取,最後選擇了一家跨國公司。工作了2年,他獲得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分。
我想,和其他數十萬大馬人一樣,他未來將會落戶新加坡,日後的大馬,只是他探親或旅遊的地方了。
如今他說準備回來大馬,我有點難於理解。
他回答我說,當年出去,是因為經濟問題;如今準備回來,也是經濟問題。簡單來說,新加坡生活愈來愈不好過。
舉個例子,3年前他和朋友合租一棟公寓,租金是2千500新元,幾個人分攤下來,還可以負擔。
月前租約到期,他想和屋主續約,結果屋主把租金提高到5千500新元,還留下一句話“要就租,不要的話,還有很多人排隊。”
如此飆升的租金,不是他們所能夠負擔,只好另外找房子。一問之下,這已經是一般行情,要找價錢較低的,只有在距離更遠,交通不便,房子老舊的地區才有。
大家商量之下,忍痛接受現實,各自去租個小房間,過著每天看房東臉色的日子。
除了房租飆漲,食物價格也不遑多讓。過去在小販中心,3到5新元就可以吃飽一餐,現在很多地區要10新元以上。老闆告訴你,不是他要漲價,而是攤口的租金,已經從4000新元漲到六七千新元,只能把羊毛往皮肉去剪。
新加坡生活大不易。於是乎,一群拿著新加坡永久居民證的大馬人,心中升起了“不如歸去”的呼喚。
如果這種趨勢持續,或許大馬人才外流的情況會緩解,很多人會選擇回到大馬工作生活。
不只是大馬打工一族,新加坡許多企業,包括本地公司和跨國機構,都已經難以負擔新加坡營運的高成本壓力。
特別是疫情解除之後,新加坡經濟快速反彈,而正好又撞上全球通脹的高峰期;新加坡地小人多,民生物品依賴進口,受到衝擊特別大。
很多企業把目光轉移到新加坡以外東盟國家,而長堤一端的馬來西亞,是它們最接近之地。
但是,大馬做好準備了嗎?大馬能夠拿出條件,吸引它們過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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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遺憾的,到目前為止,大馬政府並沒有把握這個機會。政府沒有拿出政策,爭取人才迴流和吸引外資。
大馬不只是沒有抓緊新加坡的趨勢,也沒有把握中國和美國對抗競爭下的契機。
中美對抗改變了國際經濟生態。在中國投資的西方國家企業,面對中國政府的擠壓,空間日漸狹窄,很多正準備轉移到其它中立國家,特別是地理位置靠近中國市場的東南亞地區。
而中國的本土企業,則面對西方國家對中國祭出的種種限制,包括資金、技術和出口的設限。這些中企為了守住歐美澳市場,它們也把部分生產移出中國,在東南亞尋找投資機會。
大馬的外交政策,親華友美,左右逢源,是吸引兩邊投資的最佳選擇,但是,大馬政府沒有利用本身的優勢,把大馬打造成為國際投資中心。
還有,這一陣子,香港和臺灣被地緣政治所影響,民心動搖,很多人要尋找新的安身立命之處。
很多香港人和臺灣人視馬來西亞為最適宜定居之地,大馬的風土文化、生活成本、語言教育,都適於接軌和融入。
他們之中很多申請大馬第二家園計劃,但是,現有的政策比以前嚴苛,政府表示有意檢討,但新政策遲遲未宣佈,讓很多港臺人苦等未果,只能另覓他鄉。
第二家園計劃可以為大馬吸引資金和人才,也帶動國內消費市場,政府卻是瞻前顧後,沒有把握當前的機會。
國際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變化,為大馬帶來空前機會,可以帶動經濟再度大起飛。只是,我們看到了機會嗎?我們會把握機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