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企业的最低薪金调整、公务员调薪、合约医生转正……,大马在各领域上都存在不平等现象,政府真得有必要去导正,而且抽丝剥茧的从“制度化”改善上着手,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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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安华表示,内阁将在最近讨论最低薪金制的课题,以便“一劳永逸”的谋求解决方案。依首相说法,落实最低薪金制目前仍然混乱且困难重重。这项由前朝政府去年提出的最低薪金从1200令吉调升至1500令吉的方案,相关细节已在宪报上颁布,并于去年5月1日落实;不过,聘请少于5名员工的微型企业最低薪金制则一延再延,迟至今年7月1日才会真正执行。
首相说这项政策混乱且困难重重。当然混乱,因为政策“一国两制”,按员工人数决定最低薪金制的推动日期,有没事先想过中小企业人数会增增减减,或者企业主会尽力的将员工人数控制在5人以内?当然困难重重,因为低“附加价值产业”的业者自认为赚得是盈头小利,疫情之后,最低薪金一涨25%,在疫情中勉强存活的企业吃不消,经营困境雪上加霜,所以会提出异议,为新政府带来压力。
但首相表示:“我不希望雇主、经济专家或部长对最低薪金制提出异议,新政府有责任调高公共和私人领域的雇员薪金。”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本就唇齿相依,调整最低薪金未必能提高工作效率,但这是员工能够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如果不调整,现有员工会选择离职,而1200令吉的薪资很难聘请新员工;微型企业经营与就业市场会因此脱节,进而陷入恶性循环。
俄乌冲突与疫情肆虐,形成全球通货膨胀;大马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通胀率只有3.3%,但实际(有感)的通胀率应该远高于此,这对只领取1200令吉最低薪金的B40族群,恐怕很难维持基本生活的日常支出。所以调整薪金对安华政府而言,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022年,大马人均GDP1.24万美元,折合5.5万令吉,就算将最低薪金调整至每月1500令吉(全年18000令吉),也只有人均GDP的32.7%,不过这还算合理。
我们以中国为例,2022年该国人均GDP1.27万美元,比大马略高1.6%;他们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低薪金制)是依城市作区分,前3名依序为上海(1671令吉)、深圳(1522令吉)、北京(1500令吉);以GDP相近的中国比较最低薪金,我国月最低薪1500令吉应该是合理水平。
但企业主应该了解,提高最低薪金不会增加生产力。1950年代末,管理学者赫兹伯提出《二因子理论》(Two-factor theory),亦即激励因素(Motivational Factors)与维持因素(Hygiene factors);前者可以激发员工提高生产力,后者只能让员工“愿意工作”,基本薪金只是维持因素;所以想要提升生产力就需要有“绩效奖金、晋升机会、主管赞美、企业的前景、训练成长的机会……”等激励因素。
首相提醒雇主,要谨记每一位员工的贡献,不管任何职位与级别,都不要忘记给予肯定、认可、赞美;这正是赫兹伯在《二因子理论》中的激励因素。所以员工的生产力不是来自调高最低薪金,而是除了基本薪资之外的激励。
心理学家马斯洛也将人类(员工)的行为动机归纳为5类,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分别是生理(生存)需求、安全需要、被爱与归属感需求、自尊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只有满足初阶需求才会进展到高阶需求。很显然,最低薪金只能满足员工基本的“生理需求”,唯有赋于员工在工作岗位上获得“爱与归属、自尊、自我实现的机会”,生产力才能提升。
以合约医生为例,今天他们几乎是以宝贵的时间勉强换取“生存的基本需求”。在赫兹伯《二因子理论》中,他们没有获得必要的激励因素;在《马斯洛需求理论》中,他们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不容易达到,更枉论自尊(获得基本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考取专科医生资格)。所以合约医生问题是隐形的不定时炸弹,必须防止被引爆!
微型企业的最低薪金调整、公务员调薪、合约医生转正……,大马在各领域上都存在不平等现象,政府真得有必要去导正,而且抽丝剥茧的从“制度化”改善上着手,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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