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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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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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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00pm 04/05/2023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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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繁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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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

关于文学的若干浮想/曾繁靖(古来)

作者:曾繁靖(古来)

看见有的研究者,评论某某时说他“晚年陷入了的困境”云云。于是不禁思忖:一名写作者,为何要毕生追求写作上的精进或持续性呢?写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如果不将写作视为必要的谋生方式,而是为了某种“不朽”,是为了在文学史上争取一席立足之地,那么如果一名写作者已经在年轻时就出了有分量的、足以留名青史的代表作,又何必要求自己至老至死仍为言筌所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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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若一名作家在文学上早已达到了一定的成就,晚年决定停止写作,又何尝不可?金庸在四十几岁时就宣布封笔,似乎亦无碍其作为武侠小说宗师的地位。张若虚仅凭一首〈春江花月夜〉,即能“孤篇盖全唐”,岂以终身写作方能留名千古?

再则,如果写作是出于情感抒发的个体冲动,或是心灵的自然流露,那又何必为所谓“写作困境”而焦虑、惋惜?

史迁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赵翼云:“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创作经常由外在环境所“感”。若世无令人发愤之不幸,则诗人何为?笔耕不辍,固然可敬;不著一字,亦得风流。或许诗意即存在于本身的状态,而未必要诉诸笔墨文辞。写作与否,并非生命价值的唯一依归,若为“作家”、“诗人”的身分所迫而要求自己持续产出“高质量”作品,却实非个人的由衷之言,或亦沦为“职业化写作”耳。

写所欲写 行止由心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写作行为本身,即是一种存在论。写作的姿态,是一种充满生命的存在状态。我写故我在。若然,则写作又纯粹是个人的一种生活习惯,相当于“学无止境”之,甚或为琴棋书画之消遣,故无需迎合外界的标准与评价,但以兴之所至,为文之所在。如果写作只是为了服务于某种文学思潮,仅作为借以证明该创作理论行之有效的实验或实践,这似乎恰恰悖离了文学作为自由之艺术空间的本意。后现代主义提示了某种游戏与实验的创作观,然而所谓“游戏”或许亦应随心所欲,而非“为游戏而游戏”。虽然文学创作很多时候难免受到一些当代思潮的影响,但大可不必将自我拘束于特定的文学理念或审美范式,不必用某种风格或流派来框限自己。不要为了追求自由,反被“自由”所拘。对于特定文学思潮或评审标准的刻意迎合,未必就比对于大众与通俗趣味的迎合更加可贵。

也许写作是为了陶冶“文心”,而“文心”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审美之眼来洞察宇宙。因此写作之亦为心灵之修炼,近乎某种宗教信仰,在写作的状态中对世界产生一些难以名状的了悟,获得一些超越现实凡俗的终极愉悦。也许这样的说法会遭到现实主义者的批评,然而在我看来,“文心”之涵养,可以是“为己之学”,也能是“为人之学”。因为无数“个体”的总和,就是整个“社会”。如果“文格”即“人格”的理想前提能够成立,则“文心”即为“人心”,将之推及外部社会,则一个“文学”的社会,应能成为一个道德的和善社会。想起龚师鹏程尝称“文学性”的根源在于孟子所谓“良知”,或许亦有此意。由此看来,文学的真正困境在于丢失了原初的“善端”,惟有驻守,方能行远。倘若迷于文之声色,毋宁归返无文之初。

东坡论文云:“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所以想写即写,写你所欲写,行止由心。至于什么高雅低俗,什么主义、什么流派,就留待历史来评价吧——何况历史书写也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没有人能够握有绝对的论断之权。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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