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學的若干浮想/曾繁靖（古來）

看見有的文學研究者，評論某某作家時說他“晚年陷入了寫作的困境”云云。於是不禁思忖：一名寫作者，為何要畢生追求寫作上的精進或持續性呢？寫作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如果不將寫作視為必要的謀生方式，而是為了某種“不朽”，是為了在文學史上爭取一席立足之地，那麼如果一名寫作者已經在年輕時就創作出了有分量的、足以留名青史的代表作，又何必要求自己至老至死仍為言筌所拘？

換言之，若一名作家在文學上早已達到了一定的成就，晚年決定停止寫作，又何嘗不可？金庸在四十幾歲時就宣佈封筆，似乎亦無礙其作為武俠小說宗師的地位。張若虛僅憑一首〈春江花月夜〉，即能“孤篇蓋全唐”，豈以終身寫作方能留名千古？

再則，如果寫作是出於情感抒發的個體衝動，或是藝術心靈的自然流露，那又何必為所謂“寫作困境”而焦慮、惋惜？

史遷雲：“《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趙翼雲：“國家不幸詩家幸。”文學創作經常由外在環境所“感”。若世無令人發憤之不幸，則詩人何為？筆耕不輟，固然可敬；不著一字，亦得風流。或許詩意即存在於生命本身的狀態，而未必要訴諸筆墨文辭。寫作與否，並非生命價值的唯一依歸，若為“作家”、“詩人”的身分所迫而要求自己持續產出“高質量”作品，卻實非個人的由衷之言，或亦淪為“職業化寫作”耳。

寫所欲寫 行止由心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寫作行為本身，即是一種存在論。寫作的姿態，是一種充滿生命活力的存在狀態。我寫故我在。若然，則寫作又純粹是個人的一種生活習慣，相當於“學無止境”之修養，甚或為琴棋書畫之消遣，故無需迎合外界的標準與評價，但以興之所至，為文之所在。如果寫作只是為了服務於某種文學思潮，僅作為藉以證明該創作理論行之有效的實驗或實踐，這似乎恰恰悖離了文學作為自由之藝術空間的本意。後現代主義提示了某種遊戲與實驗的創作觀，然而所謂“遊戲”或許亦應隨心所欲，而非“為遊戲而遊戲”。雖然文學創作很多時候難免受到一些當代思潮的影響，但大可不必將自我拘束於特定的文學理念或審美範式，不必用某種風格或流派來框限自己。不要為了追求自由，反被“自由”所拘。對於特定文學思潮或評審標準的刻意迎合，未必就比對於大眾與通俗趣味的迎合更加可貴。

也許寫作是為了陶冶“文心”，而“文心”的意義，在於以一種審美之眼來洞察宇宙。因此寫作之修煉亦為心靈之修煉，近乎某種宗教信仰，在寫作的狀態中對世界產生一些難以名狀的了悟，獲得一些超越現實凡俗的終極愉悅。也許這樣的說法會遭到現實主義者的批評，然而在我看來，“文心”之涵養，可以是“為己之學”，也能是“為人之學”。因為無數“個體”的總和，就是整個“社會”。如果“文格”即“人格”的理想前提能夠成立，則“文心”即為“人心”，將之推及外部社會，則一個“文學”的社會，應能成為一個道德的和善社會。想起龔師鵬程嘗稱“文學性”的根源在於孟子所謂“良知”，或許亦有此意。由此看來，文學的真正困境在於丟失了原初的“善端”，惟有駐守，方能行遠。倘若迷於文之聲色，毋寧歸返無文之初。

東坡論文雲：“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所以想寫即寫，寫你所欲寫，行止由心。至於什麼高雅低俗，什麼主義、什麼流派，就留待歷史來評價吧——何況歷史書寫也是一種人為的建構，沒有人能夠握有絕對的論斷之權。子非魚，安知魚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