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伸手抓住的一塊浮木/呂才易（古來）

本來，割膠是半天的工作，但自從此間沙令華小張白萍校長首創的初中補習班夭折之後，我只有待在宿舍裡，找不到下午工來做，以補貼家用。

大約在1959和1960年間，村子宣告為白區，我也曾在晚上和友伴們踏腳車去士乃華小補習，張鏡生和蔡業新兩人是我們的老師。然而，這些班級也是曇花一現的，很令人失望。

萬般無奈下，我自己找書來讀，也幸而我之前已經不知不覺愛上書了。

也是苦水中的大幸吧。小學三年級時，來自新加坡的班主任鄭育華女老師在課餘講了一則《水滸傳》裡〈智取生辰綱〉的故事，我聽得津津有味，引起我找書來讀的興趣。後來，又有張白萍校長拿《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等連環圖來賣。我和張玉星同學合資購買。升上四年級，我年終考試第二名的獎品就有一支鋼筆和一本故事書。我的閱讀興趣就這樣產生了。

那一段悽風苦雨的日子，由於失學的打擊，我感到外面的世界使人苦惱，只想靜悄悄地躲起來。書是一個廣闊的天地，無形中成了我的良師益友。

我最先接觸的兒童刊物是香港出版的《世界兒童》，張白萍校長賣出的。它曾發表我的一篇習作。我先後讀過的少兒刊物有《世界兒童》、《世界少年》和《少年旬刊》，全都是香港出版的。在馬來亞出版，我訂閱的是《學生週報》。《世界少年》曾刊登我的一則小故事，使我高興了好幾天。《學生週報》的編者稱讚我一篇記述橡膠園故事的習作有溫暖的人情味，並指出文字上的錯誤。我不知怎的在文中寫道：“大概下的是冷雨吧……”編者糾正說“雨本來就是冷的”，實在感激。

除了上述的定期刊物，我之後也從新加坡世界書局郵購初中和高中語文課本，以及一些別的文藝書籍。這些課本，我囫圇吞棗地讀了，但沒有老師指導，究竟吸收了多少，自己壓根兒說不上來。

過後，每當我割膠拿了薪水，便會搭車去新山的友誼書局和鄰近古來的崑崙書局買書。大文豪魯迅和五四運動時期的作家如巴金、茅盾、葉聖陶、張天翼、沙汀和艾蕪等作家的作品，我也陸續買了好些來讀。

我追讀當年《南洋商報》總編輯連士升連載的《海濱寄簡》，獲悉一些文史知識和讀書方法。我讀《星洲日報》社論主筆李星可編著的關於標準華語的著作。我聽新加坡電臺的華語廣播，也作筆記。

提升自我和想當作家是兩回事

我愛讀香港作家黃思騁的短篇和中篇小說；他規範、淺白、流暢，口語加上適度歐化的文筆很吸引人。

我心折於中國來港的作家何達（陶融），在香港出版的《伴侶》雜誌專頁〈伴侶詩園〉一力推介的淺白簡短、貼近生活的詩。

我喜歡古詩詞。我也讀外國的翻譯小說，如莫泊桑和契訶夫等。契訶夫是首選。

我讀一年政府為推廣國語在村中民眾會堂開設的馬來文成教班之後，自己努力自修。

有一回，我去古來崑崙書局找書，和藹可親的老闆看見我又買六、七本書，問我這些書要不要一個月才讀完。我回答說不用。那時年少精力充沛，我每每割膠回來之後，就整個下午埋頭在書裡。

另一回，也是在崑崙書局，一位坐在櫃檯前的小姐看見我拿這許多書來結賬，好奇地翻回頭來看看。我想當時映入她眼簾的該是一個土頭土腦的少年啦。即使當下，我依然故我，一個土裡土氣的老頭穿著小兒子給的，紅白灰黑，或印著學校、廟宇、公司，以及公共團體標誌的T恤，肆無忌憚地走在大街上，隨手拉來一個老兒都能輕易地把他比下去的。

我回顧往昔向新加坡世界書局購買書籍一事。我還記得當年馬新兩地貨幣等值、通用。我把現鈔裝入信封，信封上交叉打一個大“+”字，以卦號信寄出，萬無一失。我也曾收到香港《伴侶》雜誌以馬幣計算的稿費。

往昔，人們大抵純樸善良，當今可真是徹底變天了。

這是一座長二、三百呎（英制），兩列房間背靠背並立，兩頭附設公用廚房，一字排開的長長的膠工宿舍。

當父親逝世後，我們從村中東南面的小園丘宿舍搬回原先這長廊一般的宿舍來。這個擁有二三百依格橡膠園的園丘宿舍，住著七、八戶攜帶家眷和幾個單身的膠工，儼然是個人丁興旺的大家庭，倒沖淡了些我們喪失父親的哀慼。我們孤兒寡婦入住一間整百平方呎的房間，裡頭除了擺一張母親和妹妹的床，一張放置應用物品的桌子，以及一個父親生前親手做的衣櫥之外，剩下的空間就不多了。

晚上，我就和弟弟沿著用山樹做的梯子爬上屋樑，睡到鋪在上面的木板去。

我又在靠門邊的一面牆壁釘了書櫃，整齊地排列著書籍。

自此，有好多年，我中午從橡膠園放工騎腳踏車回宿舍來，就一直躲在這狹窄侷促的房間裡看書、塗鴉。母親和妹妹的床一物兩用，權充我的書桌了。

我那位在新加坡闖蕩多年的朋友，一面和我聊天，一面隨意翻看我寫在單線簿上的亂七八糟的文字，脫口而出：“哦，你想寫文章出名，難……”他搖搖頭。我一時為之語塞。

然而，我始終抱著一個簡單的想法，誰都可以寫作，在困境中努力不懈提升自己，和有文學才華的人發奮寫作去做作家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現在，我是一個已經退休的普通平常的建築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