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所見微塵】李憶莙/兩件物事
在我的童年時代，有兩件物事至今記憶猶新，充滿好奇，同時也有點感情交織的迷惘，近乎是畏懼的。然而卻靠得那麼近，彷彿是在我的生活裡與我一起過日子。
兩件物事，一是符籙，二是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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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符籙。最近讀到一篇有關文章，說從符籙可窺探中國漢字的流動。而所謂畫符，雖有圖畫，其實以文字為主。又說符籙上的文字多為隸書，追根究底，是因為符籙起源於東漢。而秦書八體之一的隸書在東漢時期的通行已達到頂峰；故而畫符使用當時通行書體則為理所當然。換言之最早的符籙，隸書是根基也是起點。而“從符籙可窺探中國漢字的流動”，相信是以此為根據。
其實我對這類淵博無感，倒是對“畫符”很感興趣—— 那是我童年時代最不能理解的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玄文。這麼說，不表示我現在已懂得其中玄妙。我是真不懂。
而說到畫符，怎能繞過我學習毛筆字的經歷呢？小學三年級，開始有書法課，說是學習用毛筆寫書法，其實是依樣摹描；先在印有紅色字跡的本子上練習描筆畫。描了十來課後，改臨九宮格大楷。在家裡練習時，父親一直站在身後，邊看邊搖頭，老說我不肯用心，這裡那裡的挑出一大堆“錯筆”，加以指責。最記得他的反語諷刺：“真本事哦，在字帖上臨摹，竟能臨到像鬼畫符！”又怪張天師誤人子弟。
這我就不懂了，張天師是誰啊？但沒敢問。
以我的理解，符籙實際是一張黃紙，經由道門中人的道士或乩童用硃砂筆畫上有如天書般的字圖符號，加以作法念咒，才具備了能差使神鬼、鎮煞治病、保平安的多種功能。這張號稱“符咒”的天書，無人看得懂，更無法洞悉其中玄機。但都無所謂，反正符咒不是用來閱讀的，重要的是靈驗、奏效。
而最穩當的是寧可信其有。雖說人不可沒有自信心，但有一張靈符護身保平安，何樂而不為？這跟人類文明沒關係吧——只信好處，不探真實 。挺功利的。
然而人生無常啊，今日不知明日事。生活當中，誰不曾有過一時的軟弱和恐懼？曾有位朋友跟我說，宗教不是迷信，是撫慰，適用於現實生活中的任何人，功能是消除惶惑與虛無感。
這讓我至今不解其中玄妙的符籙，是從小司空見慣之物，不足為奇。然而我們家裡除了祖先牌位，並沒有供奉其他神祇，但環境使然，華人新村嘛，寺廟神壇多的是。村裡人有事沒事都喜歡去拜拜，尤其愛問事；小孩生病固然得去問，連家裡失竊都要勞煩神明指示。而乩童畫張平安符是最起碼的了。雖然我不曾佩戴過平安符，不知其靈驗程度及功效有多顯著。但總見有那麼多媽媽，抱著孩子到廟裡請平安符。回來恭恭敬敬地用純色棉布將符咒縫成一個三角形小包，扣在孩子的衣衫裡面，也有用條銀鏈子橫貫在胸前的。看得出來，她們是放心的——孩子有靈符護身，相信會無病無痛，平平安安快高長大。
我的童年玩伴，不乏佩戴符咒的。除了縫成三角形的，還有銀管的，垂直橫向的都有。然後歲月流逝，大家都長大了。昔日司空見慣的也罕見了。或許求個安心的物事仍在，只是不讓見吧。
祭品
不是經常走夜路，但總免不了有那麼一兩回。
小時候怕鬼，新村野外的羊腸小徑，晚上打死也不敢走。可是啊，村裡的大路小路又怎能免？有時被大人差遣去雜貨店買東西，即使是一個人，沒人作伴，也不會有人覺得不妥。在那個年代，沒那多想法。其實家距離雜貨店不遠。不用過馬路，順著走，不消5分鐘就到了，來回不過十幾分鍾。
就在這麼的一段路上，我看到一些令我很好奇而致多方聯想的東西。那是一些祭品，被棄留在路邊。種類來去都是那幾樣: 飯糰、蘋果、餅乾、粉紅色呈半溶狀態的發糕……當然，還有不可或缺的元寶蠟燭。香枝已燒成灰燼，蠟燭剩下一大截，因為有風，來不及燃燒就被吹滅了。金銀衣紙尚有沒燒完的，剩下杯口般大的，隱隱可辨是金還是銀，是紙還是衣，青色或是紅色，經歷風雨，等待進一步消亡……
我好奇這是拜祭誰呢？不可能所有孤魂野鬼吧? 一定是冤有頭債有主，不禁有點悲涼。又或許是民間習俗，為啼哭不止的小兒“喊驚”，招回受驚失落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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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
〈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
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
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
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
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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