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实际上想要培养思想开放并具有全球思维的大学生。我们不想培养思想僵化、对政党政治和种族主义过于武断的大学生。理想的政治应该更广泛,因为全球化的挑战要求大学生作为社会改革推动者及未来领导者需要有很强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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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这是我在1999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后危机时代的大学生》,试图讨论当时响应烈火莫熄运动的大学生的情况,当时也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及马哈迪革除安华并将他送入狱的大马政治危机。
我讨论了在5大基础上进行学生运动的挑战,即:1)拥抱伊斯兰伦理、2)实现民主和人权的意义、3) 掌握知识并具有全球思维的学生、4)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前进,及5)坚定的理想主义。当时学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1971年大专与大专院校法令,我认为该法令对学运过于严厉,以至于使大学生在斗争中变得软弱和没有原则。
有意思的是,转眼来到了2023年,我也越来越成熟。我们还在谈论同一件事,即实现后危机时代愿景的大学生。众所周知,大马目前正处于复苏的过程中,在经历了三大危机,即全球冠病疫情危机、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危机,以及自2018年以来的政治危机,导致政局发生变化,甚至在5年换了4任首相。讽刺的是,1999年政治动荡涉及安华。现在是2023年,安华也卷入其中,但他在2022年11月19日第15届大选结束后出任第10任首相。
另一个我觉得有趣且讽刺是,大学生们仍努力在当前的后危机时代寻找灵感。在此过程中,大专法令的问题也重新浮出水面,成为大专法令是否应该被埋葬、维持、重新命名或根据当前情况进行修改的公开辩论。除此之外,我还接受高等教育部的特别邀请出席于2023年4月6在该部举行的大专法令市民会议。作为一个在1990年代参与学运,如今还在象牙塔中的马来西亚北方大学讲师及教授,我有机会分享我的观点和论点,以及如果要保留大专法令的话,如何致力改善政策和实施。
我现在与1999年对大专法令的看法相比,很显然我的看法已经变了。1999年,我反对大专法令,如今我支持大专法令。现在我反对大专法令是限制或“恶法”的观点。我支持的论点如今与大专法令所做的修正密切相关。迄今为止,大专法令已经进行了7次修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12年(第6次修正法案)及2019年(第7次修正法案)。这两项修正案赋予学生政治自由,让他们可以在校外或校内参与国家和国际政治。大学生参与政治的权利已经变得如此广泛,直至一些大学生上阵大选并当上人民代议士。这对赋予政治自由来说意义重大。事实上,大学生也有权进行完全由学生管理的校园选举,包括成立学生会并向社团注册局注册。如果对该政治自由的目标再有任何反对的话,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大学生实际上不理解也没有意识到大专法令本身提供的政治自由。
正如之前所解释的,大专法令其实并不是一项只处理学生事务的法令。它实际上涵盖了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甚至讲师或学术人员也表示需要修改此大专法令,因为大专法令仅将讲师定义为教师,且没有阐明讲师的角色。另一方面,它在2000年法定机构(纪律和附加费)法令中有明确阐明。因此,这一修订也可能是必要的,特别是为了充分保障学术自由。
我也相信政府和高等教育部长卡立诺丁有政治承诺,给予大学生更多自由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活动,包括与第15A条文有关的财务事项。可以肯定的是,给予更多的自由必然伴随着大学生实践该委托的责任。稍后,大学生可以独立寻找自己的活动资金。但应对其进行稽查,以便确认其来自合法来源。
非常清楚的是,通过我出席的市民会议,卡立诺丁同意修改和改善大专法令,以便它能够带来共同利益。但是,就关于我同意这点有一个提醒。就像我关于《后危机时代的大学生》的论点一样,大马实际上想要培养思想开放并具有全球思维的大学生。我们不想培养思想僵化、对政党政治和种族主义过于武断的大学生。理想的政治应该更广泛,因为全球化的挑战要求大学生作为社会改革推动者及未来领导者需要有很强的韧性。正因为如此,政府不打算允许政党在全国各地的校园内设立支部。
我其实很高兴看到前学运领袖的奋斗成果可以让现在这一代学运领袖也能感受到。可以肯定的是,高教部将以新使命来规划大专法令,以符合昌明大马的议程和精神。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在1999年《后危机时代的大学生》的精神在2023年仍然适用。事实上,正在争取的大专法令议程比以前更好,这将使整个校园受益。因此,大学上下对大专法令成功实现共同利益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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