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實際上想要培養思想開放並具有全球思維的大學生。我們不想培養思想僵化、對政黨政治和種族主義過於武斷的大學生。理想的政治應該更廣泛,因為全球化的挑戰要求大學生作為社會改革推動者及未來領導者需要有很強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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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這是我在1999年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後危機時代的大學生》,試圖討論當時響應烈火莫熄運動的大學生的情況,當時也面臨亞洲金融危機及馬哈迪革除安華並將他送入獄的大馬政治危機。
我討論了在5大基礎上進行學生運動的挑戰,即:1)擁抱伊斯蘭倫理、2)實現民主和人權的意義、3) 掌握知識並具有全球思維的學生、4)在公民社會的基礎上前進,及5)堅定的理想主義。當時學生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1971年大專與大專院校法令,我認為該法令對學運過於嚴厲,以至於使大學生在鬥爭中變得軟弱和沒有原則。
有意思的是,轉眼來到了2023年,我也越來越成熟。我們還在談論同一件事,即實現後危機時代願景的大學生。眾所周知,大馬目前正處於復甦的過程中,在經歷了三大危機,即全球冠病疫情危機、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危機,以及自2018年以來的政治危機,導致政局發生變化,甚至在5年換了4任首相。諷刺的是,1999年政治動盪涉及安華。現在是2023年,安華也捲入其中,但他在2022年11月19日第15屆大選結束後出任第10任首相。
另一個我覺得有趣且諷刺是,大學生們仍努力在當前的後危機時代尋找靈感。在此過程中,大專法令的問題也重新浮出水面,成為大專法令是否應該被埋葬、維持、重新命名或根據當前情況進行修改的公開辯論。除此之外,我還接受高等教育部的特別邀請出席於2023年4月6在該部舉行的大專法令市民會議。作為一個在1990年代參與學運,如今還在象牙塔中的馬來西亞北方大學講師及教授,我有機會分享我的觀點和論點,以及如果要保留大專法令的話,如何致力改善政策和實施。
我現在與1999年對大專法令的看法相比,很顯然我的看法已經變了。1999年,我反對大專法令,如今我支持大專法令。現在我反對大專法令是限制或“惡法”的觀點。我支持的論點如今與大專法令所做的修正密切相關。迄今為止,大專法令已經進行了7次修訂,其中影響最大的是2012年(第6次修正法案)及2019年(第7次修正法案)。這兩項修正案賦予學生政治自由,讓他們可以在校外或校內參與國家和國際政治。大學生參與政治的權利已經變得如此廣泛,直至一些大學生上陣大選並當上人民代議士。這對賦予政治自由來說意義重大。事實上,大學生也有權進行完全由學生管理的校園選舉,包括成立學生會並向社團註冊局註冊。如果對該政治自由的目標再有任何反對的話,我認為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大學生實際上不理解也沒有意識到大專法令本身提供的政治自由。
正如之前所解釋的,大專法令其實並不是一項只處理學生事務的法令。它實際上涵蓋了整個高等教育生態系統。甚至講師或學術人員也表示需要修改此大專法令,因為大專法令僅將講師定義為教師,且沒有闡明講師的角色。另一方面,它在2000年法定機構(紀律和附加費)法令中有明確闡明。因此,這一修訂也可能是必要的,特別是為了充分保障學術自由。
我也相信政府和高等教育部長卡立諾丁有政治承諾,給予大學生更多自由來管理他們自己的活動,包括與第15A條文有關的財務事項。可以肯定的是,給予更多的自由必然伴隨著大學生實踐該委託的責任。稍後,大學生可以獨立尋找自己的活動資金。但應對其進行稽查,以便確認其來自合法來源。
非常清楚的是,通過我出席的市民會議,卡立諾丁同意修改和改善大專法令,以便它能夠帶來共同利益。但是,就關於我同意這點有一個提醒。就像我關於《後危機時代的大學生》的論點一樣,大馬實際上想要培養思想開放並具有全球思維的大學生。我們不想培養思想僵化、對政黨政治和種族主義過於武斷的大學生。理想的政治應該更廣泛,因為全球化的挑戰要求大學生作為社會改革推動者及未來領導者需要有很強的韌性。正因為如此,政府不打算允許政黨在全國各地的校園內設立支部。
我其實很高興看到前學運領袖的奮鬥成果可以讓現在這一代學運領袖也能感受到。可以肯定的是,高教部將以新使命來規劃大專法令,以符合昌明大馬的議程和精神。讓我感到高興的是,我在1999年《後危機時代的大學生》的精神在2023年仍然適用。事實上,正在爭取的大專法令議程比以前更好,這將使整個校園受益。因此,大學上下對大專法令成功實現共同利益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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