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家说书】疯木圣上 / 专访张贵兴：他写出虚实之间的魔幻婆罗洲

◢凭空“制作”出婆罗洲

《鳄》中有许多条情节叙述／叙事线，有些与小说里的人物有关联，有些则无。在开篇首章，小说从英国王室加冕大典开始叙述，一颗镜头一镜到底，带读者走过大不列颠王朝千秋、宫内的爱恨情仇，再慢慢聚焦在英女王皇冠上的“砂拉越之星”，随即巧妙地过渡到坐在云落宫殿大戏院加冕纪录片前的南洋人民。女王加冕礼纪录片被当作电影播映前的新闻片，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小说故事也就此展开。小说里的田氏家族与其家族史渊源，就如殖民史与被殖民者的缩影，在不同时代下展现个别的想法与光谱。另一方面，他也写出了西方人对奇幻南洋的臆想：“听说王冠流落一万一千两百九十公里外远东一个热带大岛时，女王肠胃轻微翻搅。”第十二章再深刻描述：“巨鳄四千磅咬合力遍布水域；树上吊挂像巨藤的大蟒……猪笼草瓶子像孕妇肚子，可以消化一个人类娃娃……男人囚禁母猩猩当性奴……”小说不只从历史说起，还从各种复杂的工艺说起：克力士（keris）、油纸伞、烟斗……张贵兴细腻翔实的描述和考证功夫，让阅读的过程中，读者随时都能凭空“制作”出一个婆罗洲。

《鳄》不再只是一本炫目又浓艳的小说，而是涉及“历史常识”、“英雄传奇”、“民俗与文化”的地方风物记，可谓之：“博物”。张贵兴给读者们安排了一个任务，除了与小说中的人物一同追寻、狩猎玫瑰色“砂拉越之星”，更要从小说里埋伏的线头中逐步拆解，拆出婆罗洲与世界的连接点（connection）。线的尾端轻拉，“啵”，是一场围绕着末日氛围的毁灭时代。

◢小说的“伪知识”乐趣

小说的铺垫与细节中，能见证张贵兴对开展知识书写的野心。虽然有许多部分是“伪知识书写”，却也十分好读。“那请问，什么是‘伪知识’？”在咖啡厅靡靡的爵士音乐中，张贵兴笑着反问。他说很多评论会经常提起他写的小说是伪知识，“那到底你们想像的‘伪知识’是什么？”张贵兴的笔调总让读者在他营造的小说氛围里迷失，偶尔是真实婆罗洲，偶尔是想像中的雨林，虚实交错。

“这是写小说的乐趣，毕竟是小说，不必拘泥于现实。”张贵兴说，好比乡野传说，这是如此背离现实，却又和现实生活如此贴近，“我在上一部小说《野猪渡河》里写‘庞蒂雅纳’（pontianak），它就是原住民的传说的一种。小时候听会害怕，长大就会明白——那是迷信。传说也会介入你的生活里，虽然背离现实，却也跟现实有很大连结。”虚与实之间，往往不是一个断裂的空间，而是相互影响，才能让听故事的人仿佛身在其中。“把女孩子形容成‘咖啡渣’，就是当地的一种说法。”小说里第十一章有谈及在云落对女性的形容：

卵形的咖啡豆有一条直线，类似女阴中间那一道凹槽，于是，贱嘴的云落人戏称没有出嫁的女孩“咖啡仔”。咖啡豆煎炒成黑色，碾磨成粉，热水冲泡后，芳香诱人。女人结婚后，被炒被碾，烘焙研煮，生儿育女，历经心酸摧残，榨干青春美貌，于是，贱嘴的云落人戏称出嫁和姿色褪尽的女人“咖啡渣”。没有太大意外，从高挂树头的“咖啡仔”到被扔到臭水沟的“咖啡渣”，这是大部分云落女人挣不脱的起落炎凉。

小说所描述的，是当地的俚语吗？我问道。“是的，因为当地曾经盛产赖比瑞亚（Liberica）咖啡，所以当地就会有这样的说法，和我写的一样。”说罢，张贵兴轻轻抿了一口咖啡。

◢作品优劣，不必强调“在地”

张贵兴谈及以往婆罗洲的生活，听他娓娓道来，或是乡野奇谈，或是忆起年少时走过的乡间小路——经过一间小木屋的阳台，上头坐着满头白发的老妇人，与其硕大的鹦鹉。那诡异的记忆就是上一部小说《野猪渡河》里“马婆婆与鹦鹉”的原型。这些奇幻又熟悉的传说，都让此时坐在台北咖啡厅的我，仿佛瞬间穿梭雨林，在实与虚的时空缺口间流动。

1976年，20岁的张贵兴离开砂拉越来到台湾念书，所以对于婆罗洲的记忆与书写，都来自那廿年之间。为此这些年的书写也有了不少议论，也被许多的马华在地作家质疑，认为张贵兴的婆罗洲是“失真”、“夸张”的再现。“我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随即，张贵兴举出了“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例子：石黑一雄、奈保尔（V. S. Naipaul）及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这3位作家都属移民作家。“现在还有‘一雄’，是非洲的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他20岁离开非洲到英国读书，从此没再离开过英国。他写了10部长篇，背景都是他的家乡坦桑尼亚。”张贵兴顿了顿，“跟我的20岁很像。”他认为，一位作家离开原乡地再重新书写，就会和在地作家有不一样的思维，不一样的想法。“他们写他们的，我写我的，我并不觉得有冲突，也不必特别去强调‘在地’，重点还是回到作品的品质。”张贵兴也举出了一些优秀的马华作家，因为写得很好，所以获得认同也无可厚非。“人家会觉得我的砂拉越和他们的砂拉越是不一样的。当然，那是我20岁前的记忆。我现在还是非常关注砂拉越，我的书写有些是我离开后发生的事情，包括最新这一部小说。”

张贵兴分享，每每回乡他都会从亲朋好友中听到很多有趣又不一样的故事。很多传说他都想写进小说里，后来发觉太庞杂了，所以只好把它们拿掉。“不会觉得心痛吗？”我问。“写的过程中当然不舍，但当写完之后重新看一遍，你就会狠下心了，没什么关系，就拿掉。”张贵兴说，“拿掉之后还有这么多字。比如我本来就写了32万字，拿掉四五万字，我还有二十七八万字。”“那，会想开展成番外篇吗？”“绝对会，因为我也觉得写得很好。”

◢《鳄》最适合影视化？

访谈的午后气氛轻松，我忽然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写过这么多部小说，若有一部要拍成影集，你觉得哪一部最合适发展成影视作品？”“就这部吧。”张贵兴指着桌面上摆着的《鳄眼晨曦》，他续说：“这套的情节发展比较多元。”聊及影集，张贵兴谈起早些年有导演想把1992年的小说《赛莲之歌》拍成电影，“可因为故事性较弱，文风也如散文一样，所以要拍成电影确实困难。”他表示本来《赛莲之歌》的电影企划案在2009年获得台湾金马影展创投会的百万首奖，但由于里头许多意象都与水和裸身有关，拍摄也面对选角的困难，所以最后不了了之。我大叹：可是《鳄》也很难拍啊，整体的叙事是如此庞大！张贵兴笑：“哈，现在电脑合成这么发达，你觉得很难拍的，他们都可以拍出来。你看，电脑合成的人弄得跟真人一样，场景比我们眼见的还要更真实。”

在阅读《鳄》时，我觉得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大量展现同时期的影视、文学、出版与流行文化史，似乎是张贵兴要与读者群营造一种庞大的“共同体记忆”。这里玩味地设立了一个门槛，很考读者的知识与阅读经验，才能匹配张贵兴的“个人文化经验史”。读者也能如玩拼图，从小说的文字中慢慢爬梳拼凑出张贵兴的知识面。这些散落的拼图碎片似乎与婆罗洲毫无关系，但正因为作为同在这个地球的共同体，所有的毫无关系看起来又似乎紧密相连。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否一种‘变相的作者个人记忆史’来试图创造博物的眼光？”

“说得很好。”张贵兴表示赞同。在《鳄》里，铺陈了张贵兴的阅读经验，穿梭在摊开的世界史中。例如，小说会穿插关于坦博拉火山爆发如何影响孟克的《呐喊》创作；在鸦片酊氤氲中，一批文青讲述着日耳曼鬼故事，促成了玛丽·雪莱写《科学怪人》、拜伦勋爵写《黑暗》；在吸血僵尸书写的风潮中，威廉·波里杜利写出了《吸血鬼》，在环境与生态污染中，梅尔维尔写了《白鲸记》等。这些似乎距离小说的情节很远，但正因为在同一个大时代的脉络下，它们也息息相关。通篇阅读下来，读者会发现这不只是张贵兴的“个人阅读视野”，也近乎囊括了一个文学史的视野。

◢没有写作热忱，借口会很多

“写小说的兴趣就在这里，”张贵兴说，“关于书写的素材，一定要有热忱才能够把小说写得好。没有热忱，就不可能写得精彩。我没有刻意去营造，我只是写我有兴趣的东西。”阅读与写作是双向的。谈及收集素材，张贵兴也坦然分享，自己对生态史类的书籍有兴趣，所以在书写的时候这些素材自然就会加进去。“写作必须要有乐趣、有兴趣，你才可以把它写出来。”张贵兴强调，写作要有热忱。

“没有热忱，你借口就会很多——没有时间没有办法。”张贵兴还追加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在马路边唱歌弹吉他，琴艺了得。一个女生上前夸赞，说自己也喜欢吉他，想学吉他。怎知弹吉他的人说：你不是真的喜欢吉他，如果你喜欢的话你早就学了，早就会了。“这就是热忱的一种，热忱可以推动。我写婆罗洲也是一个热忱，有的事情是个人亲身经历，别人写不出来的，是属于我个人的。”

谈及有关市场上流传《鳄》是“雨林三部曲”的第二部，张贵兴笑说，“没有什么‘三部曲’还是‘四部曲’啦！又不是《魔戒》。《鳄》也不是什么第二部，只是一部独立小说。反正就是会一直写下去。”

访谈的午后悠闲，咖啡馆外轻轻刮着风。暗绿色的墙在暖光下虚虚掩掩映映。恍惚间，我嗅着了云落的咖啡。烟斗是存在，烟斗是虚无，张贵兴在“虚”和“实”之间，利用小说的框架，构造一个魔幻的、虚虚实实的，一个婆罗洲。

【读家说书】试摘一颗星：读张贵兴《鳄眼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