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應該透過平衡預算減少不必要的開銷,以把有限的資源用於解決生活成本問題。
由於生活成本危機加劇,許多家庭每週去超市採購已經要預算大部分的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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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用餐更是貴得驚人,以至於吃經濟飯成為了一種“炫富”的生活方式。過去一年食品價格居高不下是多數大馬人面對的一大挑戰。
遺憾的是,沒有跡象顯示生活成本會在短中期內有所改善。對於居住在薪資較高的城市和中高等收入的群體來說,生活成本飆升不會威脅他們的基本溫飽和生活品質,可是卻剝奪了許多赤貧家庭與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
因為生活基本開銷佔了貧困家庭絕大部分的預算,這意味著這些必需的消費無法被替代或推遲消費,如人們每天都需要吃飯和通勤。反之,較富裕家庭的消費清單中佔較大比例的是非必需品,而這些物品可以被替代或推遲購買。
如國家銀行在2021年度報告指出,食品價格上漲導致低收入家庭不成比例地承受生活壓力,B40家庭的40%開銷用於日常的溫飽與交通費用。雖然大馬3月份的年度食品通脹率從2月的7%微降至6.9%,然而人們卻沒有感受到食品價格下滑。
食品價格的提高直接減低了B40和M40群體的購買能力和可支配的收入。儘管政府補貼多種食品,也透過派發援助金的方式暫時減低生活費,但因為宏觀經濟所帶來的影響如馬幣貶值、工資追不上生活成本和供給失衡等因素,導致本地農耕和生產的食品必須承擔更高的成本。
筆者在齋戒月期間走訪柔佛居鑾的市集,很多小販都表示今年的生意不如疫情前。由於經濟不好,消費力下降而導致人們節制消費。
儘管後疫情的經濟逐步復甦,但大馬也面對收入不平等加劇的情況。很多家庭從M40跌至B40類別,也有家庭直接滑入貧困線以下,這意味著大馬的貧富差距正在擴大。
這解釋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民眾要求提取公積金來應急,因為很多人確實入不敷出。
大馬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的份額多年來一直在下降,特別是疫情期間很多企業都凍結加薪或取消花紅。因此,其中一個應對生活成本的主要策略是透過提高全體人民的收入,以抵消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壓力。
大馬目前1500令吉的最低薪金與疫情前約50%僱員2160令吉的收入相差不遠,但生活成本卻已經在過去數年翻倍增長。故此,政府應該透過獎勵機制來鼓勵企業轉型和人才再培訓,以便可以提高薪資和生產力。
筆者盼望安華繼續加快腳步吸引及落實能夠創造高薪工作的高質量投資,以加速大馬的經濟增長,提高僱員收入。
另一方面,政府應該透過平衡預算減少不必要的開銷,以把有限的資源用於解決生活成本問題。
筆者也要呼籲反對黨監督團結政府發展經濟和解決人民生活成本問題,而不是一心想要奪權,漠視人民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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