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祝福/金睿瑜（峇六拜）

年纪小的时候，拿红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每年农历新年必然准备一个新的钱包，把一年的祝福收进去，然后压在枕头下15天，这是我自创的文化。如此年复一年循环，我逐渐成长，红包予我的意义悄然起了变化。

我的家庭文化较为传统，除了农历新年，长辈会在晚辈过生日或某个意义重大的节日给予晚辈红包，因此我家的红包可谓承载了长辈真挚而朴素的祝福。

也许农历新年传统习俗的影响对我而言较为深刻，我年幼时认为拿红包理应是回家后发生的事，无论庆生抑或喜庆之日，总之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刻，红包才会出场。成年后，我恍然发觉红包象征出走的祝福，其真正的意义是给离家的孩子捎来问候。

我是土生土长的槟城人，4年半的大学生涯都在槟城度过。因此我的升学时光，不仅不曾离乡背井，就连最后两年的大学时光，也被疫情偷走。去年年中，马来西亚的疫情趋缓，我幸运地被自己向往的实习单位录取，于是我决定到雪兰莪展开为期12周的实习。那趟实习虽然是本科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却是我本科阶段唯一的实体课。

出发前一天，妈妈、干爹、干妈、阿姨、舅舅分别为我准备一封红包。我将这些红包搁在行李，拖起来显得格外沉重。当我想家的时候，我会看一看红包封外长辈的留言，感觉自己离家不远。

实习结束后的两个月，我终于迎来毕业典礼，这对家人而言是一件可喜可贺的日子。为此，表姐们和表嫂费心为我举办毕业庆祝野餐会，庆祝我正式从校园里逃脱。离开温暖的校园怀抱，何尝不是一种出走？当天，前来参加的长辈各个再给我一封红包，纷纷感慨金家的小女儿长大了。从长辈手中接过他们的红包，我知道那封红包是鼓励，亦是寄望，但我因为害怕自己无法完成他们的期待，感觉手上的红包多了几斤。

所谓“红包”，其实是惦念的化身。18岁的我曾单独与两位好朋友到云顶游玩三天两夜，妈妈偷偷在我的背包塞了一封写上“一路顺风”的红包。我用红包的钱给妈妈买了一份等值的纪念品。回家后，妈妈斥责我钱不是用来买东西给她的，而是给我额外的伙食费。我听了有些纳闷，不理解妈妈为何不肯接受我的好意，直到实习那回我才明白，原来红包是母亲对孩子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