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紀小的時候,拿紅包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每年農曆新年必然準備一個新的錢包,把一年的祝福收進去,然後壓在枕頭下15天,這是我自創的文化。如此年復一年循環,我逐漸成長,紅包予我的意義悄然起了變化。
我的家庭文化較為傳統,除了農曆新年,長輩會在晚輩過生日或某個意義重大的節日給予晚輩紅包,因此我家的紅包可謂承載了長輩真摯而樸素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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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農曆新年傳統習俗的影響對我而言較為深刻,我年幼時認為拿紅包理應是回家後發生的事,無論慶生抑或喜慶之日,總之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時刻,紅包才會出場。成年後,我恍然發覺紅包象徵出走的祝福,其真正的意義是給離家的孩子捎來問候。
我是土生土長的檳城人,4年半的大學生涯都在檳城度過。因此我的升學時光,不僅不曾離鄉背井,就連最後兩年的大學時光,也被疫情偷走。去年年中,馬來西亞的疫情趨緩,我幸運地被自己嚮往的實習單位錄取,於是我決定到雪蘭莪展開為期12周的實習。那趟實習雖然是本科生涯的最後一堂課,卻是我本科階段唯一的實體課。
出發前一天,媽媽、乾爹、乾媽、阿姨、舅舅分別為我準備一封紅包。我將這些紅包擱在行李,拖起來顯得格外沉重。當我想家的時候,我會看一看紅包封外長輩的留言,感覺自己離家不遠。
實習結束後的兩個月,我終於迎來畢業典禮,這對家人而言是一件可喜可賀的日子。為此,表姐們和表嫂費心為我舉辦畢業慶祝野餐會,慶祝我正式從校園裡逃脫。離開溫暖的校園懷抱,何嘗不是一種出走?當天,前來參加的長輩各個再給我一封紅包,紛紛感慨金家的小女兒長大了。從長輩手中接過他們的紅包,我知道那封紅包是鼓勵,亦是寄望,但我因為害怕自己無法完成他們的期待,感覺手上的紅包多了幾斤。
所謂“紅包”,其實是惦念的化身。18歲的我曾單獨與兩位好朋友到雲頂遊玩三天兩夜,媽媽偷偷在我的揹包塞了一封寫上“一路順風”的紅包。我用紅包的錢給媽媽買了一份等值的紀念品。回家後,媽媽斥責我錢不是用來買東西給她的,而是給我額外的伙食費。我聽了有些納悶,不理解媽媽為何不肯接受我的好意,直到實習那回我才明白,原來紅包是母親對孩子的牽掛。
還有一回,我第一次隨姑姑返鄉探親,收穫滿滿的戰利品,竟然是紅包。從親戚們的眼裡看來,我們這一家是家族的遊子。爺爺在戰亂期間漂向南洋,而後在檳島開枝散葉,直到老了,再也沒有回家幾次。親戚們說,這些紅包是給我的見面禮,希望我記得我們身上流淌同樣的血緣,記得回鄉走訪。我帶著紅包回檳城,宛如完成爺爺奶奶對家族團圓的期盼。
給我紅包的人越來越少
最近一次收到紅包,是遠在吉隆坡的二姨專程託表姐為我送來一封“開學紅包”。從幼兒園算起,這是我第6次開學。經歷小學、中學、文憑班、學士學位,我已經是學生界經驗滿滿的老學生,沒想到二姨竟然把我深造的事情放在心上。這封紅包令初為“菜鳥研究生”的我自省,別因為倦怠而辜負長輩們的用心。
小時候老愛在心裡嘀咕,為什麼我生日時,收到的紅包數量比禮物還多?當時的我搞不明白,那是因為家裡還有很多人能給我祝福。近3年的新年,我發覺新錢包裡裝載的紅包越來越薄,不是長輩的錢給少了,而是能給我紅包的人,一年比一年減少,一個接一個離去。現在的我,稱紅包為“出走的祝福”,因為遊子,總是在出走後才能有一個回家團聚的理由——回家拿紅包,再拿紅包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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