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焕然教授.五四精神应是启蒙与救亡并重

五四推崇的民主与科学，所谓的科学，首先就得允许让人有“怀疑”的思想空间以及严谨去实验实证的环境；而所谓的民主的真谛，更要学会尊重少数。否则那不过是纵容主流或多数人可以鸭霸，那是助长专制和威权的温床，五四的吊诡与反讽。

百年来的世界发展，很长时间一直是西方坐大和主导，以致纵然1914年战事主要的战场局限在欧洲，人们仍称之为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显然这是西方中心观的用词。

大战结束，有战胜国也有战败国，乃有巴黎和会的召开，重新划分势力。这场所谓的“世界大战”，德国是战败国。站在中国立场，理应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参与和会的列强竟要把德国原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消息传回中国，遂有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率先游行示威，诉求“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进而引发全国性的罢课罢工浪潮，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塞条约签字，是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点。很显然这是一场爱（中）国的运动。但能有此激昂的爱国自觉，五四运动其实也是和1915年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以及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推动文学革命，白话运动，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相结合。

因而，就我的看法，五四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启蒙与救亡的相互结合，两者同样重要。在这一认知上，是受李泽厚的影响，也受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留台时代，成功大学校园学风的感染。我的大学那些年是台湾从戒严到解严的交替之际，追求自由和民主，是身为有血肉灵魂大学生的基本共识。当年校园里有一些思想前卫的学生社团，例如经纬社，带头的不少是历史系的学长。他们常来串我们学生宿舍的门，鼓励我们多读“课外”书，常办小型书展和沙龙讲座。展卖的很多是“后马”的书。批判中国也批判当下的台湾，反帝反殖也反专制政权。在当时威权禁忌尚未消逝的台湾校园，是很前卫勇敢的行动和思想启蒙。五四那一天，经纬社社员也会“象征性”绕校园一周，以示“纪念”，也提醒自己，切记人的自主和独立性，切莫被威权和专制政权所捆绑。

而我的学长也在历史系里办读书会。结果被“某单位”请去喝茶，“善意规劝”要办可以，可否把“读书会”改成“读书小组”。因为当时他们还认定五四产出了共产党，而共产党就是在五四时期搞读书会的（实在是一种“恐共心理病”）。但我的学长坚持使用“读书会”。因为五四精神强调的是民主与科学，五四绝不能全“染红”（事实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毕竟五四时期，既有反孔非儒的批判思维，也有整理国故的提出。在引进西方思想方面，除了引进马克思主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引进了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主思想等各种西方思想。在文学创作上，既有写实主义，也有象征主义的拟仿和“拿来”，百家争鸣。

李泽厚曾以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来评析五四运动的发展。可叹后因各种时局的交杂和影响，五四的后续发展，救亡压倒了启蒙。而舆论和鼓动群众的政治人物也不断在操纵和把控“五四的寓言”，五四的遗产既有正面的，也留下很多很糟糕，破坏性很大的极端疯狂元素。如今如果还要有五四的纪念或反思，想说的是，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不能只剩下“爱国”。

五四的寓言，当然可以继续谈“爱国”，但所谓的爱国和救亡应是在思想启蒙、以知识为基础（而非不容异议的盲从和排外的“反智”），在尊崇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彰显五四精神的传统。而且别忘了，五四推崇的民主与科学，所谓的科学，首先就得允许让人有“怀疑”的思想空间以及严谨去实验实证的环境；而所谓的民主的真谛，更要学会尊重少数。否则那不过是纵容主流或多数人可以鸭霸，那是助长专制和威权的温床，五四的吊诡与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