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煥然教授.五四精神應是啟蒙與救亡並重

五四推崇的民主與科學，所謂的科學，首先就得允許讓人有“懷疑”的思想空間以及嚴謹去實驗實證的環境；而所謂的民主的真諦，更要學會尊重少數。否則那不過是縱容主流或多數人可以鴨霸，那是助長專制和威權的溫床，五四的弔詭與反諷。

百年來的世界發展，很長時間一直是西方坐大和主導，以致縱然1914年戰事主要的戰場侷限在歐洲，人們仍稱之為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很顯然這是西方中心觀的用詞。

大戰結束，有戰勝國也有戰敗國，乃有巴黎和會的召開，重新劃分勢力。這場所謂的“世界大戰”，德國是戰敗國。站在中國立場，理應能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但參與和會的列強竟要把德國原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這消息傳回中國，遂有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學生率先遊行示威，訴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進而引發全國性的罷課罷工浪潮，最終迫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凡爾塞條約簽字，是為五四運動的爆發點。很顯然這是一場愛（中）國的運動。但能有此激昂的愛國自覺，五四運動其實也是和1915年陳獨秀創刊《青年雜誌》（即後來的《新青年》）以及1917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等推動文學革命，白話運動，宣揚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相結合。

因而，就我的看法，五四運動的意義就在於啟蒙與救亡的相互結合，兩者同樣重要。在這一認知上，是受李澤厚的影響，也受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留臺時代，成功大學校園學風的感染。我的大學那些年是臺灣從戒嚴到解嚴的交替之際，追求自由和民主，是身為有血肉靈魂大學生的基本共識。當年校園裡有一些思想前衛的學生社團，例如經緯社，帶頭的不少是歷史系的學長。他們常來串我們學生宿舍的門，鼓勵我們多讀“課外”書，常辦小型書展和沙龍講座。展賣的很多是“後馬”的書。批判中國也批判當下的臺灣，反帝反殖也反專制政權。在當時威權禁忌尚未消逝的臺灣校園，是很前衛勇敢的行動和思想啟蒙。五四那一天，經緯社社員也會“象徵性”繞校園一週，以示“紀念”，也提醒自己，切記人的自主和獨立性，切莫被威權和專制政權所捆綁。

而我的學長也在歷史系裡辦讀書會。結果被“某單位”請去喝茶，“善意規勸”要辦可以，可否把“讀書會”改成“讀書小組”。因為當時他們還認定五四產出了共產黨，而共產黨就是在五四時期搞讀書會的（實在是一種“恐共心理病”）。但我的學長堅持使用“讀書會”。因為五四精神強調的是民主與科學，五四絕不能全“染紅”（事實是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畢竟五四時期，既有反孔非儒的批判思維，也有整理國故的提出。在引進西方思想方面，除了引進馬克思主義，催生了中國共產黨，同時也引進了自由主義、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民主思想等各種西方思想。在文學創作上，既有寫實主義，也有象徵主義的擬仿和“拿來”，百家爭鳴。

李澤厚曾以救亡和啟蒙的雙重變奏來評析五四運動的發展。可嘆後因各種時局的交雜和影響，五四的後續發展，救亡壓倒了啟蒙。而輿論和鼓動群眾的政治人物也不斷在操縱和把控“五四的寓言”，五四的遺產既有正面的，也留下很多很糟糕，破壞性很大的極端瘋狂元素。如今如果還要有五四的紀念或反思，想說的是，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不能只剩下“愛國”。

五四的寓言，當然可以繼續談“愛國”，但所謂的愛國和救亡應是在思想啟蒙、以知識為基礎（而非不容異議的盲從和排外的“反智”），在尊崇獨立思考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彰顯五四精神的傳統。而且別忘了，五四推崇的民主與科學，所謂的科學，首先就得允許讓人有“懷疑”的思想空間以及嚴謹去實驗實證的環境；而所謂的民主的真諦，更要學會尊重少數。否則那不過是縱容主流或多數人可以鴨霸，那是助長專制和威權的溫床，五四的弔詭與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