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辉.储存与速度：谈学术著述的产出

马来西亚近期涌现大量的学界生力军，固然可喜，但产能太少，速度太慢，难以形成一个体量。有者辩驳说行政业务繁多，但没有行政业务缠身者也大有人在，也不见得有多大的产量。

马来西亚华人学界常有个迷思，以为写的快就无法产出好文章，文章发得快，还常被指指点点，甚至说一年能有一两篇就已经不错了。从实际情况而言，文穷不必然后工，同理，慢工不必然出细活，很多杰出的作品，其实就在瞬间灵光一闪完成，《上海滩》《沧海一声笑》等名曲，莫不如此。写的快，产量多，不表示粗制滥造。当然，我们也无法否认十年磨一剑的惊天巨著，如阎若璩穷38年光阴，举证128条，考订古文尚书的伪造；段玉裁穷30年时间完成“千百年来无此作”的《说文解字注》等是。

事实上，成果的快慢，其关键在脑袋里有多少东西，平时有积累，脑袋知识存量大，加上不断反复思辨玩味，胸有成竹而后行诸文字，产能自然就快，甚至出现井喷的现象。电光火石的作品是因为长期蓄积的结果，绝非无风起浪，空穴来风。花生椰子能提炼食用油，是因为其油性的本质，石头没有油性，自然无法提炼食用油。当然，其中也不乏夸夸其谈，却一无所出的例子。我们常惊叹有者为文旁征博引，妙语如珠，因为功夫在平时，厚积才能薄发，平时无所累积，脑袋苍白，产能自然有限。平时不用功，临阵磨枪，写文章时才翻书，书到用时方恨少，自然难以产出好文章。

钱穆、胡适、梁启超、顾颉刚等，还有马新的许云樵和郑良树，有哪一位不是著述等身的大师级学者，身后皆留下数百万乃至千万的文字，数量可观，大概也没有几个人会说他们的成果是急就章，粗制滥造的速成产品。在没有电脑输入的年代，靠一支笔杆挑灯伏案逐字书写如果没有相当的速度，恐怕难以办成，即便当今资讯发达的年代，资料查找方便，文字还可剪贴的年代，大多数人也难以有此产量。倪匡、蔡澜等香港著名多产作家，每天都要发文应付专栏，靠的就是速度，支撑和确保速度的就是脑袋的储存量。

可观的著述量可谓是重力加速度的结果，通过量产形成一个体系或框架，从量变到质变。如中国南方某著名大学学者，常成为说事的例子，谓其著述不深刻，问题意识不足，然而他经年累月，努力不懈，每年都有相当成果发表，反而在几个相关的研究领域形成一个体系，在这几个领域内一般都会参考其成果。有的学者在马新待个一年半载，归国后不出数年即有为数不少的著述。我们固然可以说其著述大同小异，都在翻炒相同材料。如果以此反观马来西亚学者，为何无法复制这类模式，是学科训练不足，还是另有因素，都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马来西亚近期涌现大量的学界生力军，固然可喜，但产能太少，速度太慢，难以形成一个体量。有者辩驳说行政业务繁多，但没有行政业务缠身者也大有人在，也不见得有多大的产量。师尊常说曾国藩留下的文字，大部分都在戎马倥偬的战争期间完成，以此激励我们不论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都必须做到“无入而不自得”“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任何人要等到条件具足，环境适合，才能著述，那都是舍本逐末。此番言论对我影响深刻，时刻萦绕心中。行政业务固然会影响产出，但回看上述论及的学者，他们都是中国苦难年代的学人，条件恶劣者大有人在，曾国藩还有命丧战场的风险，陈寅恪晚年失明还能著述，我们却坐在空调设备的研究室哀怨没有时间写文章，相比之下，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