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近期湧現大量的學界生力軍,固然可喜,但產能太少,速度太慢,難以形成一個體量。有者辯駁說行政業務繁多,但沒有行政業務纏身者也大有人在,也不見得有多大的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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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學界常有個迷思,以為寫的快就無法產出好文章,文章發得快,還常被指指點點,甚至說一年能有一兩篇就已經不錯了。從實際情況而言,文窮不必然後工,同理,慢工不必然出細活,很多傑出的作品,其實就在瞬間靈光一閃完成,《上海灘》《滄海一聲笑》等名曲,莫不如此。寫的快,產量多,不表示粗製濫造。當然,我們也無法否認十年磨一劍的驚天鉅著,如閻若璩窮38年光陰,舉證128條,考訂古文尚書的偽造;段玉裁窮30年時間完成“千百年來無此作”的《說文解字注》等是。
事實上,成果的快慢,其關鍵在腦袋裡有多少東西,平時有積累,腦袋知識存量大,加上不斷反覆思辨玩味,胸有成竹而後行諸文字,產能自然就快,甚至出現井噴的現象。電光火石的作品是因為長期蓄積的結果,絕非無風起浪,空穴來風。花生椰子能提煉食用油,是因為其油性的本質,石頭沒有油性,自然無法提煉食用油。當然,其中也不乏誇誇其談,卻一無所出的例子。我們常驚歎有者為文旁徵博引,妙語如珠,因為功夫在平時,厚積才能薄發,平時無所累積,腦袋蒼白,產能自然有限。平時不用功,臨陣磨槍,寫文章時才翻書,書到用時方恨少,自然難以產出好文章。
錢穆、胡適、梁啟超、顧頡剛等,還有馬新的許雲樵和鄭良樹,有哪一位不是著述等身的大師級學者,身後皆留下數百萬乃至千萬的文字,數量可觀,大概也沒有幾個人會說他們的成果是急就章,粗製濫造的速成產品。在沒有電腦輸入的年代,靠一支筆桿挑燈伏案逐字書寫如果沒有相當的速度,恐怕難以辦成,即便當今資訊發達的年代,資料查找方便,文字還可剪貼的年代,大多數人也難以有此產量。倪匡、蔡瀾等香港著名多產作家,每天都要發文應付專欄,靠的就是速度,支撐和確保速度的就是腦袋的儲存量。
可觀的著述量可謂是重力加速度的結果,通過量產形成一個體系或框架,從量變到質變。如中國南方某著名大學學者,常成為說事的例子,謂其著述不深刻,問題意識不足,然而他經年累月,努力不懈,每年都有相當成果發表,反而在幾個相關的研究領域形成一個體系,在這幾個領域內一般都會參考其成果。有的學者在馬新待個一年半載,歸國後不出數年即有為數不少的著述。我們固然可以說其著述大同小異,都在翻炒相同材料。如果以此反觀馬來西亞學者,為何無法複製這類模式,是學科訓練不足,還是另有因素,都值得我們深思和探討。
馬來西亞近期湧現大量的學界生力軍,固然可喜,但產能太少,速度太慢,難以形成一個體量。有者辯駁說行政業務繁多,但沒有行政業務纏身者也大有人在,也不見得有多大的產量。師尊常說曾國藩留下的文字,大部分都在戎馬倥傯的戰爭期間完成,以此激勵我們不論在任何情況和條件下,都必須做到“無入而不自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任何人要等到條件具足,環境適合,才能著述,那都是捨本逐末。此番言論對我影響深刻,時刻縈繞心中。行政業務固然會影響產出,但回看上述論及的學者,他們都是中國苦難年代的學人,條件惡劣者大有人在,曾國藩還有命喪戰場的風險,陳寅恪晚年失明還能著述,我們卻坐在空調設備的研究室哀怨沒有時間寫文章,相比之下,情何以堪。
姚麗芳說我是文章的快槍俠,如果需要江湖救急可以來找我。有的朋友常開玩笑說我抽屜很深,隨抽隨有。這些文字其實是平時的蘊積和思考所得,身邊常有小冊子記錄天馬行空的胡思亂想,資料也是在不斷的閱讀中累積。年輕時都是用腦袋記下,中年後腦袋不管用,就一筆一筆的將文獻輸入相關的文章內,積沙成塔,久而久之就是一篇成品。儲存足夠,文章自然水到渠成。在操作上我是一口氣三四道題目同時書寫,也不按牌理順序,同一篇文章,不一定從前言開始,哪一部分有資料和想法就往那裡書寫,可以隨意切換,甚至還可以從結論往上推寫。一篇文章實在無法往下書寫,就馬上切換至另一篇文章,這篇無法推進,就改換另一篇。在切換過程中,也無需任何醞釀準備,即可直接進入狀況。
中國快速崛起,包括學術界的發表量,絕對質量並重,質量固然重要,但速度也不可或缺。在現今社會,進步太慢,其實也是一種退步,當你還在龜速前進,後方已經飛快超越,你的想法或文章,還來不及發表,已經被人搶先一步出版了。儲備的目的在保證速度,速度是確保產能的及時到位產出。兩者仿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合則兩利,分則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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