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馬來西亞許多大城市的邊緣,尤其是霹靂州及雪蘭莪州,早期因為錫礦而發展起來的城鎮,仍然保留公司屋。所謂的公司屋,便是指由公司興建,供給工人居住的房子。這些房子大部分呈現長條形的形狀,屋子前面會有簷廊,屋頂斜度相當高,有些呈45度甚至更高,這是因為早期的構造材料為木結構,屋頂為亞答葉,室內沒有天花板,因此方便通風,下雨時可以快速將雨水排掉。
近年來,許多外國官方機構包括一些國家檔案局及大學圖書館,將珍貴的館藏曆史照片數碼化,並在網站上提供線上檢索,甚至讓人下載使用,對從事都市歷史研究的工作者而言,起了非常大的振奮作用。從一些新出土的高清歷史照片當中看出,最早興建的公司屋,由於當時缺乏工具,加上內陸地區交通還沒有開發,只能就地取材,將開發錫礦的森林地砍伐下來的樹木直接運用來建造房子及所有需要的設施。這些房子的主結構通常直接使用小型樹幹來支撐,在沒有經過加工的情況下,粗細不一,甚至有些還稍為彎曲,跟日本傳統建築偶爾使用自然曲木的概念相似,工人會將這些彎曲的木料用在適當的地方,包括柱子跟梁等。雖然建築看起來相當簡陋,但若是使用耐腐朽的本地硬木,則可以用15年甚至20年都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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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效利用土地,空間最大化以及最節省材料的方式,公司屋基本上是一棟長形建築,中間再按木樑的平均長度,橫向分隔成許多“間”。由於都是提供給勞工居住,因此公司屋也被稱為苦力“間”。每間都各別有出入口,按華人的空間對稱佈局的觀念,每間的正面有門,左右各有一扇窗,在進入廳之後,會看到一面堵板牆,將房子的空間分隔成前後兩部分。一般上,比較完整的格局會將臥室各放在廳的左右兩側,這跟華人礦工家鄉的房子格局十分相式。不同的是,在中國的房子大部分乃以磚石或土埆磚建造而成,且前方沒有簷廊,而熱帶的公司屋,則是這些來自中國的錫礦工人居住下來後,順應這裡的氣候及環境條件,採用本土建築材料以及開放空間的概念,將“屋”的形式進行基因改造。
然而,由於使用木結構來興建,加上房子呈長條狀,在每間單元之間以木板隔間,若發生火災,往往一發不可收舍。尤其是早年沒有電流,夜間照明使用煤油燈,因此火災是難以避免的。根據英國人的記錄,在甲必丹葉亞來管理吉隆坡時,命令所有屋子的前方必須放置大缸,裝滿水以防萬一。然而此舉只能處理小火,當火勢蔓延時,往往眾人都束手無策,眼睜睜看著整大片的公司屋被火吞噬。
在英國人剛到來時,吉隆坡在1881年發生大火災,將市區內三分之二的房子燒燬,無獨有偶,太平也在這一年發生火災,整個市鎮的公司屋幾乎夷為平地。因此,英國參政司便下令,所有新建的房子必須以耐火材料,尤其磚瓦興建,在後來甚至規定每間單元之間必須設有防火牆,以防止火勢迅速擴張到其他地方。
隨著時代的改變,大部分在市區中心的公司屋被拆除改建成磚造店屋,然而在城市外圍地點及一些小城鎮,仍然保留著舊公司屋。不過由於現代工業材料普及,大部分公司屋已經換上新的材料,包括從亞答屋頂換成鍍鋅鐵皮屋頂,有些側牆因為漏水也改成金屬浪板等等。雖然如此,這些見證城市百年發展變遷的老公司屋,仍能讓人想像其原來的風貌,也可以讓我們懷想祖先在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後最初的生活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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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李乾耀老师耗时5年编辑的《翠园书画集》,收集了吾友梁炤祥令堂──已故彭士驎校长优雅的书画墨迹。我是在疫情以后结识炤祥。疫情前我是国防部副部长,经常是游走在军机、战舰、国防外交等。从喜来登政变到疫情全国封城,前后不到一个月,像是从高速跑道到一切突然静止。疫情期间局部开放后,通过王建明结识“梁公子”,我们先以英语交谈,我以为他受纯英文教育。后来他在办公室和家里珍藏的艺术瑰宝,尤其是彭校长的字和画,也有张大千等大师的作品,看到他母亲巨大的艺术遗产。
炤祥和家人在书中提到“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母亲就是一位懂得据理力争、积极争取,并在生命中筑梦圆梦的人”。
彭校长五十余岁退休以后才学画,加上自小积累的文学底蕴,成为少数“书画相配”、“诗书画融为一体”的文化人,呈现了李乾耀在〈导言〉指出的“诗书画印(章)四美并蓄的综合美感”。例如,〈中秋佳节〉:“南岛行歌四十年,每逢佳节梦中圆。红菱白藕双黄月,落口湘莲分外鲜。”(174页)
彭士驎从画中的月饼,配以文字,带入了离散与思念的意境。湖南多湖沼,盛产莲藕与菱角;其中“湘莲”尤为闻名。家乡特产,咀嚼在恋乡人口中,自然感到分外鲜美,触动她思乡的情绪。
那一代人,被战火扰乱了人生、来到了东南亚/南洋,导致故乡与家园之间是隔了重洋的距离,积累了无尽的忧思。
想起韩素音和王赓武
我在翻阅《翠园书画集》,想起如果要比较同一代人、另一位女性文化人,和彭校长一样在中国长大、因为战争而香港短暂滞留,然后因婚姻而来到马来亚的韩素音,是个值得做比较研究的对象。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同世代的重要学人是王赓武教授。王教授的《乡关何处》(Home is not here)叙述他在怡保成长、直至短暂赴中国留学(然后因国共战争而折返)的故事。
彭校长南来嫁到怡保。怡保在那个年代是个怎样的地方?李乾耀在〈导言〉写到“到1970年间怡保锡产丰富,价格很高,成为富庶之地。经营锡矿的商家,非常富裕、雅好书画,大量收藏。港台两地的书画家到马来西亚办展览,第一站往往先在怡保举行。”这些书画家抵达怡保时,通常先与学校的校长和其他文化人联系,彭校长就是当中的核心人物。
这让我想起1980年代全球锡矿崩盘前怡保的辉煌。霹雳苏丹纳兹林的最新著作《Globalization: Perak’s Rise, Relative Decline, and Regeneration》, 谈到霹雳州从19世纪中起,因锡矿开采及后来的橡胶种植而成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原产地。但在独立后,相对于国内其他州属,面对相对发展滞后的问题。怡保某个程度上被遗忘了。
翠园彭士驎的书画是难得的瑰宝。诗、书(法)、画功好的人,相对多。但三者融为一体的不多,而在二战后马来西亚这片国土上,细数女性大家,就彭士驎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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