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交通,必须要有长远、具体且清晰的交通治理战略,以及跨部门的强力配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站在人民和公共利益,政府在交通规划必须自己一把抓,发展出一套完善且衔接性强的“点、轴、网络”多层级交通系统布局,不要被发展商牵着鼻子走,让整个系统像过去变得零碎且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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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春暖花开的北京市,无论是在道路上或地铁下通勤,都没有想象中拥挤。
疫情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固然是主要因素,北京街道也鲜少遇见外国游客,但根据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统计,在疫情爆发之前,北京不论是全市人口和中心城区的常住人口,以及在建设用地规模和建筑面积,自2015年以来就已开始呈现渐进下降趋势。
北京正在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首个透过城市调控实现“减量发展”的超大型城市(megacity),也许在10年以前并没有人相信北京会停止膨胀,这同时也意味北京人口和登记汽车的最高峰已成过去。
专研交通运输工程的北京交通大学马路教授说道,如果北京市人口持续增加,必然将给城市整体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巨大的承载压力,因为北京市区的整体交通基础建设已经达到极限。换言之,就是要盖的地方都盖完了。
从1980年代开始围绕紫禁城兴建的层层环路工程、高架大道、铁路、地铁到周边单车与人行道,皆已行成一个紧密相连的“交通网络系统”,北京大致已没有剩余土地能够继续增盖,往上或往下盖的土地和建设成本也非常高。
同样来自北京交通大学城市规划系张纯教授也呼应了上述说法。在空间发展达到极限下,北京的交通治理战略,已从“空间”(space)转向“速度”(speed)。从过去好几十年不断拓展交通网络的覆盖率和里程(mileage),今天的关键绩效指标则已转向追求高效率,以及如何更好服务市民,让市民在即有基础设施条件下,可更快速和更便利往返目的地。
其中之一便是专注市区交通管理的优化,如通过智能交通运输系统引导车流、增设巴士和巴士专用道、重塑马路和人行道标记、改善街道交通交互口、公共巴士全面更换为新能源巴士等,最重要还是诱导市民使用公共交通。
另一项措施则是透过长期性的空间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优化,如企业外移、中央和市政府办公区分隔、经济活动从“单中心”转向“多组团”分散、扩大副中心和外围卫星城的部署,以及加强与周遭县市的区域分工。
如果像北京这样量体庞大、且整座城市几乎布满历史文化遗产,也可在多重局限下做到减缓道路拥堵和优化公共交通使用,其他同样具有“紧密城市”(compact city)特征的亚洲城市就不能有借口。
吉隆坡的城市发展史和城市化过程相对北京年轻。北京的交通治理经验和城市成长调控,对作为后进的吉隆坡而言必然有值得参照之处——如何在一个市区面积大概等于整个雪兰莪加吉隆坡、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将人口和交通流动做到有效疏解?
首先,处理交通,必须要有长远、具体且清晰的交通治理战略,以及跨部门的强力配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站在人民和公共利益,政府在交通规划必须自己一把抓,发展出一套完善且衔接性强的“点、轴、网络”多层级交通系统布局,不要被发展商牵着鼻子走,让整个系统像过去变得零碎且分散。
新政府成立之后,当下关键必须加紧步伐,启动捷运三号环状线计划,以及增加更多巴士和巴士路线,让吉隆坡城市公交的“网络系统”发挥功效,解决市民累积已久的通勤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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