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部长拉菲兹指出,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将从原本依据收入的方法,转变为依据家庭净可支配收入的方法。这显然会是一个比较贴近个别家庭实际情况的经济统计方式,因为收入和净可支配收入,原来就应该加以划分,再做个别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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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况,有时也是类似一家公司的运营,在收入和支出之间,是存在“成本控制”的问题,而净可支配的数额,就是“成本控制”的结果。
例如同样是一个M40收入的家庭,却可能因为还有父母及孩子要养,那么这个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甚至还不如另一个B40的家庭。但如果仅从收入差距来作为区分准绳,那么这个M40家庭所能获得的资助和津贴,就会不如B40家庭。
政府显然也发现这个问题。因此拉菲兹承认采用以收入作为分类的方法,来衡量个别家庭情况时,将无法充分达到具体的结果。他表示除了收入之外,还有许多变量如住家所在位置、需要抚养的子女人数等是需要被考量的。
不过要将从家庭收入转换为家庭净支配收入,来作为人民经济能力的统计数据,自然无法一蹴而就。因此经济部需要进行分阶段调整和转变,而政府宣布成立的主数据库,就将包含每个家庭净可支配收入的数据。
这项转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目前政府以人民收入差距来作为划分手段的统计方法,除了无法达到精准定位扶贫之外,也使到政府在推行各项涉及人民福利的计划时,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落差,以致在执行时出现偏差。
随着后疫情时代所带来更明显的贫富不均,政府决定从收入而转向家庭净可支配收入,无疑将可以更好的帮助城市里的“穷人”。
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收入少且贫穷,但事实恰恰相反。乡下居民固然收入不多,但他们的开销相对也不高,他们不用面对很多城市人天天都要应付的“城市生活费”,甚至连泊车都是免费的。
城市里的众多“隐藏式开销”,已经占去了工薪阶层的大半收入,从过路费、泊车费、不断上涨的公寓维修费等等,大大压缩了城市人的净可支配收入。
因此政府计划将人民的净可支配收入,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参考数据,将可更明确掌握人民的经济情况,使扶贫或经济发展政策可以更好的落实到位,协助真正需要援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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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拜登任满时有自知之明,意识到自己78岁高龄不宜再竞选总统,相信后来也不至于落得被逼下台的狼狈窘态。
俗语说“上台看机会,下台靠智慧”。可见不论在何种行业和领域,领导人是否在适当的时机光荣地下台转身而去,胥视其个人智慧之高低而定。
国内外政治人物当中,笔者先谈林吉祥。他担任行动党秘书长长达30年(1969年至1999年)。担任党高职如此长久应该算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高光的时期吧。
他是在1999年全国大选行动党惨败后,为表示对大选失败负责而辞去秘书长职。此举显示其对政治策略错误的担当。
唯也让人不禁要问,若他选择在之前长期担任秘书长权力高峰时期辞去该职务,肯定会让人留下美好的记忆。他在党陷入低潮时才离去,是否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受到党内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做此决定?
其次,看美国前任总统拜登。2021年他担任总统之前驰骋美国政坛数十年之久。凭着他的努力、苦干、人生阅历和智慧,他曾担任过县议员、多届参议员、州长及副总统等职位,最后于2021年荣登总统大位。
他原本有意在总统一届任期满后再参与总统选举,只因投票前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现场辩论表现不济,禁不住民主党内大佬及党员们的压力,而宣布退出总统竞选,转而支持副总统贺锦丽代替他成为候选人,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党内初选获胜后选择不再竞选连任的总统。
从拜登担任总统期间的各方面表现来看,他不是美国有大作为的总统。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是凭着个人的才干、努力和智慧出任国家领导人。
若他在任满时有自知之明,意识到自己78岁高龄不宜再竞选总统,相信后来也不至于落得被逼下台的狼狈窘态。
最后,谈到新加坡第三任总理李显龙。他于去年4月15日宣布卸任总理一职,并于5月15日卸下总理职。在长达20年的总理任期内,对新加坡人民而言,他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普遍赢得人民的赞誉。
新加坡国内外有不少的声音认为他之所以能出任总理与其父亲李光耀有关。唯客观而论,在新加坡治国选贤与能的严谨条件下,若无实际的才智、能力和声望是难以登上国家领导人的位置的。
李显龙在个人权力、地位及名望高峰时期,选择自动辞退总理一职,举荐副总理黄循财接其棒子,若非有过人的智慧恐怕难以达致,许多政治领袖和国家领袖都做不到这一点。
前述三人凭着个人的能力和才智,在时机成熟时坐上党国领导人的位子;唯决定其历史定位的是,他们谁能以党国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及福祉为依归,在适当时刻毅然转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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