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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kgu jangan pergi! Nanti kena pukul!”
几位善良的印裔学生紧张兮兮抓着我,怕我不知头尾的冲过去劝架。
那是我初来乍到威省某国中几个星期后,发生的小插曲,也是我中学执教生涯里,“有幸”目睹两帮人马(学生)在操场为全校师生举办的“公演”。
后来是几位彪形老师联合壮壮的纪律主任,拿着粗大藤鞭冲过去制止,加上警方及时赶到支援,才没发生严重事故。
20年过去了,情况有没有获得改善?
北海某国中传出校园霸凌,再次提醒教育部:校园霸凌,尤其涉及私会党帮派的问题,一直都存在,只是被特意漠视而已。
这种肢体冲突的打斗事件,不只发生在我国校园,而是环球性的问题。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于2019年发布的《Behind the numbers: Ending school violence and bullying》,虽然旧了点,至今还是最新的全球报告。
报告里有个图表,显示各个地区11至15岁学生校园内被欺负(bullying)、参与过肢体冲突(physical fights)或遭到肢体攻击(physical attacks)的学生百分比。
和北非(43%被欺负、47%肢体冲突、38%遭肢体攻击)、撒哈拉以南非洲(48%、37%、36%)、中东(41%、43%、31%)、南美洲(30%、31%、26%)、太平洋各国(37%、38%、48%)相比,亚洲学生的“30%、25%、33%”,算是非常温和。
至于大马学生“霸凌表现”,则是“21%、30%、29%”;但东南亚老大还是菲律宾(51%、39%、39%),印尼(21%、25%、34%)和泰国(33、29%、30%)的“凶悍”程度,都和大马不相上下。
该报告采用大型国际调查的庞大数据,包括《全球学校学生健康调查》(GSHS)和《适龄儿童健康行为》(HBSC)研究,涵盖全球144个国家和区域,并收集来自《人口与健康调查》(DHS)、《国际阅读素养评估项目》(PIRLS)、《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TIMSS)、《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儿童暴力调查》(VACS)等国际报告,以及有关帮派暴力的相关数据,因此整体分析和推论是蛮科学的。
不容否认的是,大马公立学校霸凌问题严重,这包括口头/肢体骚扰、肢体冲突、网络欺凌等不同形式霸凌行为,不止影响被霸凌者受教素质和体验,造成情绪和心理影响,他们的学术表现,也比其他同学差。
例如,在拉丁美洲15国的学校,被霸凌者在数学测试得分比其他学生低9.6至18.4分;在阅读测试,他们的成绩则低5.8-19.4分。遭霸凌频率也和成绩有关联:学生遭一次霸凌,成绩下降9.2-10.9分,但若经历六次霸凌事件,成绩则下降42.8至61分。PIRLS数据显示“从未被欺负”学生的平均成绩为521分,而“每月遭欺负”的学生为507分,“每周被欺负”的则是482分。
对于我国学生相对高的“凶悍”数据(30%肢体冲突、29%遭肢体攻击),它反映的不只是教育问题,而是整个社区的社会问题。UNESCO报告提到帮派暴力如何以各类方式影响教育,比如校内招募成员、不同帮派成员在校内或周围进行暴力活动、对其他非帮派学生进行暴力行为;那些“认识许多成年罪犯”的儿童,比其他同学更有可能在18岁前参与暴力行为。
我国公立学校帮派霸凌文化根本原因繁杂多面,除了社区因素,其他成因还包括:
(1)贫富差距:贫困导致资源欠缺,或成长过程被父母忽视、虐待,间接推动某些学生接触、加入帮派,寻求在家和学校找不到的归属感、权力或利益的快感。
(2)学校环境:掌校者纪律措施不力、反霸凌政策薄弱、缺乏积极干预策略,造成学校成为黑帮活动温床。此文开端提到的国中,就属于这一类。
(3)同侪影响:缺乏爱、不被他人接受、或常被人欺负的孩子,往往在同学影响下,在帮派寻求认同和保护。
(4)流行文化:暴力视频在社媒随手可得,电影中对黑帮的美化,扭曲大众对帮派“大哥”形象,使脆弱学生向往加入帮派。
解决校园霸凌,尤其帮派问题,需要社区、学校、家庭和警方的全方位合作。在于个人方面,我们可以做的有两件事:
一、勇敢举报霸凌事件,摒除“自扫门前雪”的古板、怕事心态,社会才有希望。
二、每天在校内做一件好事,至少善待我们每天在校园遇到的每一个人。
当校园里“善”立根稳固,“恶”也就很难找到立足点。当然,校长和老师们必须起到领头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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