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上會願意拋開害羞感,及後續可能遭到“歧視“和嘲笑的難堪,而選擇站出來舉報的男性受害者,很多情況都是已經到了“孰不可忍”的地步。
我國2021年的數據顯示,超過88%的性騷擾投報來自女性受害者,而男性受害者僅佔12%。副首相阿末扎希也指出,根據我國性騷擾受害者投報比例顯示,女性比男性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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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數據是預料之中的事。因為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一般上遭到性騷擾的都只會是女性,而男性遭到性騷擾的情況,大部分都只會是搞笑電影中的情節,而且該名受到性騷擾的,也多是丑角或純粹為了達到喜劇效果,被編劇特地編寫出來的橋段。簡單來說,男性不論是在什麼情況下,遭到女性性騷擾的事件,都會被人視為“搞笑的事情”。更糟糕的是,在同性眼中,更會被譏笑或視為“沒有用”的代名詞。
在這些種種主觀和客觀因素的綜合之下,便得出了男性受害者僅佔12%的這個數據,也是副首相阿末扎希所說的,女性在性騷擾受害者投報比例中佔較多數的原因。
一般上會願意拋開害羞感,及後續可能遭到“歧視“和嘲笑的難堪,而選擇站出來舉報的男性受害者,很多情況都是已經到了“孰不可忍”的地步。
男性和女性投報比率固然需要關注,但更為迫切的情況卻是我國性騷擾案件的上升。根據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長南茜蘇克里表示,我國的性騷擾案件,從2020年的378宗增加到了2021年的506宗。雖然反性騷擾法令有助於讓受害者,主動舉報及方便執法當局採取行動;而婦女部也在物色設立性騷擾仲裁庭的地點和仲裁員人選,讓受害者可以在更受保護的情況下出庭指證,
其實在致力於律法層面的改善,政府在一些硬件方面也可以嘗試給予改進的。比如在一些可能發生罪案的地點,或者是犯罪黑點,加強照明設備,並且增加監控設備,裝置更多的高清攝像頭,並且以遠程控制方式,甚至讓影像畫面直接傳回警方監控室,或是上載雲端。
雖然說加強職場道德或設立條規,可以減少企業內部的性騷擾事件,但不論是職場內部還是外頭的性騷擾事件,女性在礙於社會壓力及顧慮自己顏面下,大多會選擇大事化小。況且在審訊過程,辯方的問題很多時候也會對受害者帶來二度傷害。
這其實也是很多性騷擾案無法立案的主要原因。而監控器所攝錄下的“現場畫面”證據,控方可以在“讓證據說話”的情況下,很大的程度上緩解受害者的壓力。同時目前已經實施的,讓受害者通過視頻供證的做法,也可以幫助受害者減少二度傷害的程度。
今天網絡如此發達,善用科技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況且裝置監控器的費用其實不高,雖然有人會擔心侵犯隱私,但除了警方調查犯罪事件時,有權力調看監控並充作呈堂證供外,將監控內容充當私人用途在法庭上將是無效,也是犯罪的。
當然,只要身子正,影子是不會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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