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瑋|土耳其的保守民主能給大馬什麼啟示

選舉，本是個別國家的內部事務，但土耳其的選舉影響國際局勢，主要是它作為北約成員國之一，卻在俄烏戰爭中沒有與美國同心制裁俄羅斯。埃爾多安沒有參與反俄與抗中而成為了北約中的“另類”。

西方國家認定土耳其選舉是一場民主與威權的對決，對它過於投入期待，是因為希望換上新總統能與北約保持一致的步伐。

拿破崙說過“如果世界是一個國家，那麼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爾”，這句名言突顯土耳其在寬廣世界中的地理位置和國際地位，既然擁有如此特殊的位置，土耳其的世界觀和外交立場不需左傾或右斜，但以國家利益作為中心。

但在外界看來，土耳其保守的民主模式衝擊了西方國家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民主爭議。埃爾多安在2017年修改憲法削弱國會而致使土耳其的民主倒退，而人民也經歷了總統集權化、庫爾德課題以及地震揭露的豆腐渣工程等問題，理應全民憤而全力推翻埃尓多安，但現實發展卻沒有朝向西方所預期的那樣。選舉結果打破了先前民調的預測，也打破西方國家的預期，其所展示的民主力量也著實讓人琢磨。

眾所周知，儘管民主是普世價值，但操作模式不是西方國家僅有的那一套，每個地區有其根生的文化和人口結構，各國根據了各自的結構特點及政治現實，發展各自的民主概念和體制，而東南亞與西亞，皆為伊斯蘭主義久居之地，同時也承載多元民族。

土耳其不但跨越歐亞，還具有連接西方民主與東方伊斯蘭主義的地緣特徵，至於伊斯蘭主義勢力的崛起，與其政治曾飽受軍事幹預有關。土耳其經歷過三次的軍事政變，尤其是80年代的軍事政變致使懷抱伊斯蘭的反動份子對抗軍方，至90年代之後，軍人勢力才逐漸沒落，取而代之的是伊斯蘭主義的執政黨建立了文官體制，軍人轉向依靠支持世俗化主義反擊政府，政壇也開始了世俗化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較量。與親民主的黨派相同，軍方也會通過發動民眾抗議政府的運動來制衡伊斯蘭主義。

土耳其給予大馬政壇的啟示是，需要維持世俗與宗教均衡發展的體制。在這個穆斯林為多數的國家，去伊斯蘭化可能不太現實，不過，從非穆斯林的角度，都希望民族和民主的勢力能遏制國家朝向宗教極端。大馬的民主模式不需模仿埃尓多安總統開創的伊斯蘭主義容忍範圍內的民主模式，也不需步向泰式民主，被太多王室與軍人的語境纏繞。大馬從國陣執政時期到如今政權重組下的希盟與國陣聯合執政，一直都是傾向世俗化的馬來政治主導思想，這有利於整合伊斯蘭主義的價值觀，將之置於民主發展之中。

換言之，土耳其總統可以做到將民主元素置入伊斯蘭主義，成了保守的民主模式，大馬政府也可以有民主容忍範圍內的伊斯蘭主義，建立民主國家的開明伊斯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