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0、70到80年代,馬來女性的政治參與依然低於男性,即便是年輕和受一定程度教育的女性,她們對政治事務的理解也非常片面,支持巫統的原因均離不開帶動鄉村發展、經濟援助、獎學金、基礎建設、蓋學校等等,通通都附帶有濃厚的肉桶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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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vin L Roger在1986年的亞洲觀察期刊發表一篇名為《Changing Patterns of Political Involment among Malay Village Women》的論文,他是針對柔佛州麻坡某個馬來聚落進行定點跨年度的田野調查,後續再整理成一份珍貴的研究報告。
Roger發現,1960年代到1970年代馬來女性的政治意識(political awareness,認為政府會影響個人生活)、政治關注(political concerns,political opinions)和政治態度(political opinions,對政治事務感興趣)都有所提升,他認為是馬來西亞公民教育的普遍化,及媒體資訊(越來越多家庭使用收音機、電視機)普及化的緣故,
Roger進一步指出,馬來女性的政治參與提升有顯著的年齡、教育和環境差異。越年輕、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對政治議題的瞭解程度越高,惟這個群體年輕的女性,其政治參程度未必較高,原因是她們習慣於城市生活,流動性高,政黨要接觸她們有一定的難度。反之,年紀較高、教育程度偏低和生活在村落的馬來婦女,她們的“黨性”倒顯得強烈。有受訪者表示她們每年都會按時向巫統繳黨費,比較有趣的是,大部分婦女跟巫統的鏈接是建構在維持睦鄰關係的基礎上,她們認為若自己不是巫統黨員就受到多數村民的排擠,無法融入群體生活,作者稱這現象為社會壓力(social pressures)。
之所以存在社會壓力,第一是馬來鄉村的高度凝聚力,使得參與政黨、社群認同和羊群效應互相加持。第二是巫統(以及伊斯蘭黨)建立綿密的動員組織,讓馬來女性長期接受政黨的曝光,還從政治活動中獲益(包括結交朋友、分享菜餚秘方、探聽鄰里八卦),以及帶給她們榮譽感(陪候選人掃街拜票、政黨安排的課程、協助登記選民冊、協助計票工作)。第三是巫統的肉桶政治奏效,女性投入政黨活動可取得一些權力和資源。
儘管馬來女性的政治參與有差異,從1960、70到80年代,馬來女性的政治參與依然低於男性,即便是年輕和受一定程度教育的女性,她們對政治事務的理解也非常片面,支持巫統的原因均離不開帶動鄉村發展、經濟援助、獎學金、基礎建設、蓋學校等等,通通都附帶有濃厚的肉桶味道。
Serina Rahman在2019年公佈的文章《The Rural Malay Voter in GE14: Expectations, Surprise and Misgivings》,她是第14屆大選前在柔佛州進行田野調查,以焦點團體訪談,針對馬來鄉區進行全面且深入的研究。結果顯示,馬來女性在家庭的政治討論中沒有主導性,故而鮮少主動跟親友談論政治,然而,馬來婦女卻可以利用各種方式去影響丈夫和子女的政治抉擇,左右家庭的政治傾向,包括支遊說家人支持哪個候選人。作者也發現,大部分住在村落的馬來女性都有參與巫統婦女組和巫統女青團的背景。可以大膽斷言,巫統長期透過女性臂膀組織鞏固其鄉區馬來選票。而Serina的發現恰好跟Roger論文相互對話,清楚顯示巫統的女性動員,以及巫統通過地方樁腳傳達政治資訊,拓展政治版圖,協助國陣和巫統的民意代表經營選區。
可以想見,巫統乃至整個國陣的陸軍部隊相當強大和穩固,依靠地方樁腳維持長達60年的威權統治。或許,也因為高度依賴陸軍之故,低估視世代交替和網絡政治動員,國陣於是在2008年大選開始流失年輕選民和中間選民。2018年第14屆大選的時候,隨著臉書、推特、微信、WhatsApp等傳播工具崛起,網絡政治動員的威力比持續補強,從而導致納吉丟失聯邦政權和連失7個州政權。2022年第15屆大選重蹈覆轍,阿末扎希想趁著閃電大選的戰術,意圖藉助短暫競選期及年底雨季的順風,迅速啟動基層動員,準備打一場低投票率的政黨基本盤決鬥,結果完全錯判情勢,輕視選民自動登記制和18歲投票權帶來的衝擊,以及再接再厲的網絡動員,國陣巫統的陸軍不奏效,反遭國盟(主要是伊斯蘭黨)和希盟兩大政黨聯盟的“空軍”(網絡動員)絕殺,落得提名179席只取30席的難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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