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販運到大馬的外國人,被逼做些什麼?又經歷了哪些事?為什麼他們沒有想到逃走?
報道:傅思敏、李佳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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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黃玲玲、譚湘璇、受訪者提供
被販運到大馬的外國人,被逼做些什麼?又經歷了哪些事?為什麼他們沒有想到逃走?
活生生的個案,讓活在舒適圈的人們無法想像她們的圈子是多麼黑暗,很多被販運的人口,並不知道他們是現代化奴役制下的受害者,她們甚至有機會逃走,卻選擇回到被奴役的環境。
也有受盡折磨的受害者,被救出來時以為自己已是一條死魚,但援助機構的一勺水,給了他們活過來和重生的機會。
阿靜還在人販子手裡……
2022年4月,19歲越南籍女子阿靜(化名)的母親,透過一名中介聲稱替她找到一份在馬來西亞餐廳的工作,不僅免手續費,中介還付了母親2萬令吉。於是阿靜在中介的安排下,持旅遊簽證坐上了飛往大馬的航班。
抵達吉隆坡被逼賣淫
當她抵達吉隆坡後才發現根本不是來工作的,中介把她交給人販子逼她為娼。人販子還警告:“我花了1萬令吉把你帶到這裡,生活費和住宿費,我還給你一臺蘋果手機,如果你要拒絕(提供性服務)就還錢!”
阿靜身上毫無分文,人生地不熟,只得接受人販子的指示,日復一日上班接客,但所賺取的錢直接落入別人的口袋。
1個月後,婦女力量組織(Tenaganita)收到一匿名人士的情報,聲稱在吉隆坡谷中城遇到一女子在哭泣。該組織馬上派人到現場,惟投報人已不見蹤影,留下意識不清的阿靜,她服用了疑似毒品的藥物。
儘管護照寫著19歲,但阿靜的樣子非常稚嫩,貌似未成年。婦女人權組織案件管理人阿莉亞(Alya)與阿靜交談時發現,投報男子其實是她的客戶,是通過皮條客來買春的。
人販子手機定位追蹤
“她的手腕和腿上都有自殺留下的痕跡,呼吸急促和焦慮。”
阿莉亞接受《星洲日報》訪問時說,他們盡力說服阿靜接受援助,阿莉亞提供所有信息包括何謂人口販運、解析她可能陷入的風險、提供求救熱線號碼等,以及強調她們那裡隨時可為她提供一個安全空間。
“我們很想幫助她,還找來翻譯員與她溝通,但我們不在同一個頻率上,她或許還未真正意識到自己真的可以得到幫助。”
他們嘗試用各種方法遊說阿靜接受庇護,包括可以讓她得到越南合作伙伴的幫助,但阿靜還未被說服,人販子追蹤到她的所在位置。
不信能受庇護選擇離開
“人販子給她的手機有定位系統,一直跟她保持聯繫,我們不知道她是否繼續受威脅,即便我們再三保證可以保護她,但她不信任我們。更何況並非她親自求助,而是因為第三者(客戶)投報,她才被帶到這裡。”
阿靜在安全屋只過了一夜就選擇離開,回到了人販子那裡。
“我們不能違背任何人的意願而強留住他們。”阿莉亞很無奈。
人販子兇殘殺害逃跑女孩
也許人們會想,為何不直接報警或搗破人販子老巢救出阿靜?
“人販集團非常兇殘,我們必須考慮到自身性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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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打擊人口販運多年的婦女力量組織執行長葛若琳(Glorene Das)直言,她曾經受到人身攻擊和性命受威脅,也見識過人販集團兇惡面目。
她憶述在2013年時,一個人販集團在蕉賴非洲移民社區的公寓禁錮了36名非洲女孩,其中一名坦桑尼亞女孩逃了出來,透過友人聯繫上婦女力量組織揭發此事。
這是一項大型的營救行動,必須尋求警方協助。但不幸的是,逃跑女孩還未被安置,就被人販子抓回去,並殘忍殺害。
“對方發來女孩的屍體照片,警告我們如果去營救,其他35名女孩一樣沒命。”逼使營救行動暫停,交由警方全權接手,非政府組織也難以跟進情況。
所以針對阿靜的個案,葛若琳坦言,所有行動必須考量組織人員的安全,若阿靜真的不想留下,則難以強迫。他們依然在等待阿靜的來電,惟至今毫無音訊。
大部分報案人是買春客
葛若琳透露,該組織處理的眾多販賣人口案件中,揭發者或報案者大部分是預約買淫的客戶。
“我不能告訴你確切數字,只能說,是個大數目。
“有客戶打電話給我們,或直接把女孩送到我們辦公室,當然並非每個客戶都心地善良,或察覺到當事人是被逼迫的。”
她補充,這些投報人(客戶)不會顯露身分,而是會捏造故事,例如說是在路邊偶遇受害者,“但受害者會說兩人是在酒店見面,說法會有出入,細問之下就能知道投報人就是客戶。”
被賣到東南亞 維拉染愛滋
30多歲的維拉(化名)來自烏干達,是4個孩子的單親母親。她遇到一名德國男子,對方告訴她亞洲有高薪的體面工作,還承諾有錢後會帶著孩子一起生活。
沒收護照成洩慾工具
男子開出的條件吸引維拉接受這份差事。2017年,兩人飛往泰國曼谷,但一落地,男子就強迫她賣淫,還將她當作洩慾工具,沒收了她的護照,讓她無法自由行動。
一年後,她又被男子賣來大馬接客,她多次想逃跑,但沒有護照根本走不了。
她逐漸不再抱著希望。直到2022年11月的某一天,她打掃房間時發現人肉販子把她的護照留在桌上,她馬上把護照丟進垃圾袋,假裝出門扔垃圾,然後趁機逃走。在一名好心人幫助下,她來到雪州梳邦一個以南非移民居多的社區。
逃了出來後,維拉卻發現自己得了傳染病和愛滋病毒。
透過社區朋友的幫助,這宗案件由美國地下鐵路救援組織(OUR)接手,後轉交到婦女力量組織的庇護所跟進。
阿莉亞形容,維拉剛到庇護所時身體非常虛弱,他們不得不帶她來回醫院奔波。
案件管理對談突崩潰大哭
翻查護照記錄,維拉曾多次出入馬泰。在案件管理對談中,她會突然間大哭,總會想起自己被販賣、被性剝削的可怕經歷。
“她的記憶是支離破碎的,很難記得清事發地點和時間,但我們不能逼她一直回想,因為這會讓她更加痛苦。”阿莉亞說。
維拉在庇護所長達3個月,由於身體太虛弱,無法參與消耗精神體力的活動。管理員為她提供單人房,讓她休息時不被打擾;若狀態許可,她會加入其他人一起看電影。
“我一直鼓勵她要放鬆要樂觀,告訴她現在是安全的,要相信自己可以重建生活,不過這需要很長時間。”作為陪伴者,阿莉亞認為受害者要做到全然釋懷是非常困難的,但至少要讓她心存活下去的一絲希望。
在OUR、婦女力量組織和烏干達駐馬最高專員署合作下,維拉終於在今年2月安全回國,目前得到OUR合作伙伴的非政府組織庇護,正在接受一些技能培訓以重返社會(reintegration)。
“維拉的身體逐漸康復,前幾周也給我發來了一些照片說她正在縫紉和編織,學習一些新技能。”
筋疲力盡 無力跑法律程序
維拉的案子沒進入我國法律程序。同許多受害者一樣,經歷被販賣、被剝削到被營救,身心靈受創的他們已筋疲力盡,沒力氣再通過法律途徑伸張正義。
“受害者得知感染疾病後會很絕望,因為不曉得還能活多久。”阿莉亞指精神受創的維拉無法提供詳細資料,也不記得人販子的全名,若執意通過法律程序,結果也不會太順利。
“維拉可能不會被鑑定為人口販運受害者,反而可能被拘留,這對身子虛弱的人不是好地方,我們認為當下最好方案是先讓她休養。”
大部分倖存者不想報警
葛若琳坦言,雪蘭莪庇護所大部分受害者不太想要採取法律行動。
“他們不是被警方營救出來的,只想討回被拖欠的工資、個人物品和護照,只想回家。”遇上這種情況,該組織會先聯繫僱主或中介協商,再通報大使館或最高專員署。
葛若琳:“相較於把案件帶到法庭,其實私下和解的成功率更高。”
該組織計算過,3年內成功私下和解案件的賠償總金額將近100萬令吉!而人力資源部根本無法做到這一點,一些在《反販賣人口和反販運移民法令》(ATIPSOM)下提控的案件甚至無法獲得賠償。
但這不代表私下解決是好方案或走法律途徑就註定失敗,此現象恰恰反映了涉案僱主更傾向於私下和解,而不是對薄公堂,以免公司陷入可能關閉或列黑名單風險。
也是案件負責人的高雅迪(Gayatri)補充,在與涉案公司談判過程中發現,很多僱主對法律沒深入瞭解,甚至不曉得聘請外籍員工必須備有合同,並按時發工資單和給予合理休假。
他們的所有決定都要經過當事人的同意,強調以受害者為中心方針(Victim Centred Approach)。”
南北倡議:司法系統效率慢
“通常與僱主私下和解”
南北倡議(North South Initiative)執行董事安德利柏里拉也認同,通常都是庭外和解來解決:“一方面是我們的司法系統效率太慢太繁瑣,成本代價高,也不允許販運受害者得到法律援助,這是很可悲的。
“與其帶上法院然後被困在所謂的政府安全屋,被沒收電話、沒工作、孤立無援,還不如直接跟僱主解決。”
超過80%案件涉人口販運
婦女力量組織處理的所有案件,超過80%涉及人口販運。其中男性在勞動販運案件中佔多數,而在性剝削或性販運上,婦女和女孩則佔多數。
葛若琳指,該組織在2021及2022年共接了大約520宗案件,每宗案涉及至少6至8項侵犯人權元素,這在馬來西亞的現代奴役制問題上非極為普遍。
從阿靜和維拉的案件就可看到,一系列違法行為就包括欺詐、沒有合同、沒支付工資、護照被扣留甚至沒休息日;一些遭販賣的家庭女傭也受到身體和言語上的虐待,及食物匱乏。
98%庇護者安全遣返原籍國
婦女力量組織長期與政府合作打擊人口販運,近10年處理了約3000多宗強迫勞動與人口販運案件,涉及超過1萬5000名受害者,其中90%是婦女與兒童,分別各佔55%和35%。
婦女力量組織的2個庇護所分設在雪蘭莪總部和檳城,收容數百名來自本地和其他至少10個國家被販運的婦女和兒童,即泰國、印尼、菲律賓、越南、柬埔寨、中國、緬甸、斯里蘭卡、印度、烏干達等。98%的庇護者最後都安全遣返原籍國。
受害者在庇護所獲得醫療服務、心理諮詢及法律支持,也提供技能培訓。
“我們拯救的不只是一個人的生命,包括給予他們重生的機會,重建他們的希望。”
三面環海地理位置優勢
馬成人口販運“熱點”
馬來西亞被認為是全球人口販運的來源國、中轉站和目的地國,原因不外是大馬三面環海的地理位置優勢和經濟發展機會,無論國籍、性別及年齡的人士,都有可能被運來大馬或轉運到其他國家。
人口販運已經是老問題。80至90年代初期,大馬經濟起飛帶動了娛樂和休閒行業,不少婦女、小孩甚至是難民被拐騙到馬來西亞從事性行業。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馬來西亞每個性工作者平均年利潤大約是2萬3500美元(約10萬8400令吉)。
在全球,人口販運每年為人販子賺取約1500億美元,其中990億美元來自商業性剝削,在強迫勞動條件下僱用傭人的私人家庭每年“節省”80億美元,惟數字背後,都是一條條人命和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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