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我们需要确保所有人民都能获得和负担得起所需的医疗服务。不过我们当然可以考虑设定一些机制,例如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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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州务大臣翁哈菲兹近日到新山一家医院视察,事后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揭露医院人手短缺,必须关闭两个总共可容纳108张病床的病房。笔者曾在那家医院工作,当时那两个病房的病床使用率很高。第一次看到它被清空,令我十分震惊。
医院人手不足,已经被反复提及。我国医护人员长期缺乏,自然会影响公共卫生服务。若无法扭转这种局面,那么之后我国的公共卫生设施将会面临更多如大臣所说的“犹如世界大战般拥挤”的情况。大臣已经开声,不过卫生部的反应却相对冷淡。倘若我们不承认问题的存在,那又如何能及时纠正呢?
这事件在社交媒体,尤其是推特上再次引发了关于医疗费用的热议。这一次,网民呼吁政府提高政府医院和诊所的收费(目前收费为1令吉或5令吉),好让政府有更多资金来聘请医护人员。网民也列举了政府医院的便宜收费遭到滥用,导致医护人员过度劳累的例子。笔者认为,这些公众普遍存在的迷思,必须一一破除:
第一:提高公共医疗收费会增加卫生部的收入?联邦宪法第97(1)条款规定,联邦政府筹集或收到的收入和款项都汇入综合基金(consolidated fund),这意味着卫生部不会直接获得这些收入。事实上,卫生部必须依赖财政预算案的拨款分配。前卫生部长凯里去年表示,这些收费只占公共医疗保健支出的百分之一。我们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就算我们把收费调高十倍,卫生部的收入不过是公共医疗保健支出的百分之十;不过它对贫困人民来说是5令吉和50令吉的差别,也是能和不能负担得起的区别。
第二:过于便宜的医药费用,会遭到人民滥用。这一想法,可能源自于某些医护人员的个人经历。他们认为许多病患因为收费过于便宜,所以把公共医疗服务视为理所当然;不只没有遵守医生劝告,也多次错过预约的时间。然而,这些医护人员没有顾及到许多社会的因素,使到人们难以寻求治疗,和难以维持治疗。
医疗服务的直接成本可分为医疗直接成本和非医疗直接成本。前者是使用医疗服务和医疗设备/配件所支付的费用。民众使用政府医疗设施,政府征收1或5令吉的看诊费(包括了药物和治疗)。这是否反映了实际的服务成本?当然不是。笔者在美国当国务院访问学者时与当地居民讨论医药系统,往往会提到在美国若是生病住院,就会有破产的可能;反观我国的医疗费用却获得政府大力补贴,只收取象征性的费用。
这是重要且必要的,因为医药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我们需要确保所有人民都能获得和负担得起所需的医疗服务。不过我们当然可以考虑设定一些机制,例如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制度。
多年前,当我还是实习医生的时候,我无法明白为什么我的病人一直错过了他们的预约,健康出现状况才来到急诊室。直到有一次,我劝告一名刚完成手术的病人在家休息两周,而她回答说,“医生,我是单亲妈妈,自己一个人在吉隆坡打工。如果我没有做工,没有收入,谁来喂饱我和孩子?”。这经历让我开始深思健康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联系。
由此可见,“资源滥用”不过是一个迷思。重点是下一步该怎么做?第一,政府可以善用预防医学(preventative healthcare)下的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这是一个需要跨政府部门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教育部需要把健康习惯纳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内,也需要数字通讯部大力配合在电视、电台、社交媒体等平台传播重要健康咨询。这是培养民众良好就医习惯的第一步。
接下来,政府机构需要减少人们获得医疗保健的障碍。一个人去医院看诊,可能因为无法做工而失去一天的工资。他们的过路费、住宿费,以及花的时间和精力,都可能会阻碍人们就医。所以,医护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必须了解这些挑战的存在,体恤人们可能遇到的困难,然后在政策层面消除这些障碍。这是我们长期创造健康大马必经的途径。这条路崎岖又不好走,但政府必须为人民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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