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立.前朝经济表现比团结政府好？

综上所述，以上数据似乎证实了团结政府接手后，即2023年首季我国的经济表现相对较疲弱。

然而，在这个国际化社会里，仅凭国内经济数据的变化来评价一个政府的表现有失公允。

首先，以马币计算的人均产值在首季实际上呈上升趋势。从2020年的10万531令吉、2021年的10万503令吉，到2022年的11万61令吉，再到今年的11万471令吉。然而，由于马币贬值的幅度大于人均产值的增长幅度，在美元的兑换率下仍呈下降趋势。

马币贬值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是利率差的扩大。虽然2020年和2021年我国的隔夜政策利率（OPR）下降至历史新低的1.75%以支持经济，但与此同时，美联储的利率也降至0%至0.25%。我国对美联储的正利率差在2021年首季是马币升值的原因之一。

而2022年，由于大多数经济体重新开放导致需求上升，俄乌冲突及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风险提高导致供应链受到干扰，通货膨胀逐渐取代经济疲弱成为主要经济问题。例如，美国在2022年首季的平均通胀率高达8%。加息成为许多经济体采取的对策。

随着美联储决定大幅加息，短短一年内将利率从0.25%大幅提高至今年首季的5%。虽然我国也相应调整了隔夜政策利率，但考虑到各种因素，包括我国大部分贷款采用浮动利率为主以及津贴和价格管控等政策使通胀率保持在可控范围内，我国的隔夜政策利率上涨幅度远低于美联储的加息。而这对美联储的负利率差无疑增加了马币贬值的压力。

此外，今年美中贸易关系持续恶化，地缘政治风险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之前出现的金融危机可能性和美债违约风险等因素，都导致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国际市场增加了对避险产品的需求，如加持美元导致美元升值。

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虽然团结政府多次表达了经济改革的意愿，但在尚未出台成熟文件之前，这增加了国内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最近，某些地区明确表示不再允许某些商业模式的持照更新，引发了该政策是否会扩散至其他行业和地区的担忧。州选的到来也增加了更换州政府和政策的可能性，这些都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市场的不确定性。

此外，我们之前习惯使用的通胀率恐怕已经不适合适应这个新时代。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之一是通过离岸外包 (off-shoring) 的方式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方，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作为消费者，我们享受到了较低价格的产品。

然而，2020年和2021年由于疫情导致的生产和运输环节受到冲击，再加上最近的地缘政治和冲突风险提高，许多政商界都在提倡在岸外包（on-shoring）、近岸外包（near-shoring）或至少友区外包（friend-shoring）。现在，成本已经不再是生产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导致了各经济体，包括我国，都面临着高企的通胀率。

而这又回到了前文所提到的问题：为了对抗通胀，加息政策又加大了对汇率的压力。如尽管美联储在6月会议上暂停了加息，却表示下半年仍有加息的可能。

这些内外因素都在影响着我国的经济表现。不仅是我国，各经济体都还在探索该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些新时代的挑战。我们需要时间来验证各种目标是否需要调整和哪些政策需要进行检讨。

因此，在评价团结政府的表现时，我们应该考虑到我国的经济表现是否由政府政策所导致，还是受到国内外各种形势变动的影响。前者可以作为直接评价的因素，而后者则需要看政策反应是否有效地减轻了所受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