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志立.前朝經濟表現比團結政府好？

綜上所述，以上數據似乎證實了團結政府接手後，即2023年首季我國的經濟表現相對較疲弱。

然而，在這個國際化社會里，僅憑國內經濟數據的變化來評價一個政府的表現有失公允。

首先，以馬幣計算的人均產值在首季實際上呈上升趨勢。從2020年的10萬531令吉、2021年的10萬503令吉，到2022年的11萬61令吉，再到今年的11萬471令吉。然而，由於馬幣貶值的幅度大於人均產值的增長幅度，在美元的兌換率下仍呈下降趨勢。

馬幣貶值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經常被提及的原因是利率差的擴大。雖然2020年和2021年我國的隔夜政策利率（OPR）下降至歷史新低的1.75%以支持經濟，但與此同時，美聯儲的利率也降至0%至0.25%。我國對美聯儲的正利率差在2021年首季是馬幣升值的原因之一。

而2022年，由於大多數經濟體重新開放導致需求上升，俄烏衝突及隨之而來的地緣政治風險提高導致供應鏈受到干擾，通貨膨脹逐漸取代經濟疲弱成為主要經濟問題。例如，美國在2022年首季的平均通脹率高達8%。加息成為許多經濟體採取的對策。

隨著美聯儲決定大幅加息，短短一年內將利率從0.25%大幅提高至今年首季的5%。雖然我國也相應調整了隔夜政策利率，但考慮到各種因素，包括我國大部分貸款採用浮動利率為主以及津貼和價格管控等政策使通脹率保持在可控範圍內，我國的隔夜政策利率上漲幅度遠低於美聯儲的加息。而這對美聯儲的負利率差無疑增加了馬幣貶值的壓力。

此外，今年美中貿易關係持續惡化，地緣政治風險提高，中國經濟增長低於預期，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調了世界經濟增長預期，之前出現的金融危機可能性和美債違約風險等因素，都導致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因此，國際市場增加了對避險產品的需求，如加持美元導致美元升值。

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雖然團結政府多次表達了經濟改革的意願，但在尚未出臺成熟文件之前，這增加了國內投資環境的不確定性。最近，某些地區明確表示不再允許某些商業模式的持照更新，引發了該政策是否會擴散至其他行業和地區的擔憂。州選的到來也增加了更換州政府和政策的可能性，這些都進一步加強了國內市場的不確定性。

此外，我們之前習慣使用的通脹率恐怕已經不適合適應這個新時代。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之一是通過離岸外包 (off-shoring) 的方式將生產環節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方，從而降低生產成本，作為消費者，我們享受到了較低價格的產品。

然而，2020年和2021年由於疫情導致的生產和運輸環節受到衝擊，再加上最近的地緣政治和衝突風險提高，許多政商界都在提倡在岸外包（on-shoring）、近岸外包（near-shoring）或至少友區外包（friend-shoring）。現在，成本已經不再是生產決策的首要考慮因素。而生產成本的提高導致了各經濟體，包括我國，都面臨著高企的通脹率。

而這又回到了前文所提到的問題：為了對抗通脹，加息政策又加大了對匯率的壓力。如儘管美聯儲在6月會議上暫停了加息，卻表示下半年仍有加息的可能。

這些內外因素都在影響著我國的經濟表現。不僅是我國，各經濟體都還在探索該如何有效地應對這些新時代的挑戰。我們需要時間來驗證各種目標是否需要調整和哪些政策需要進行檢討。

因此，在評價團結政府的表現時，我們應該考慮到我國的經濟表現是否由政府政策所導致，還是受到國內外各種形勢變動的影響。前者可以作為直接評價的因素，而後者則需要看政策反應是否有效地減輕了所受到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