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答客问”为【文艺春秋】新开栏目,特邀写作者谈文学议题,解创作疑问。第一期作答者为今年5月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的新马作家海凡,设问者为新生代作家牛油小生。
1、《雨林的背影》为什么用了“背影”这个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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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之后,再望见的就是对方的背影。
马共领导的那场绵延超过半个世纪的运动,尤其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回应“紧急状态”的武装斗争,终于在1989年年底,以马、泰政府与马共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画下句号。武器销毁,部队解散,脱下军装,我们离开雨林下山。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再回去了。这部长篇小说就从这里拉开序幕。我在小说中写道:“耸立在村子四周的巍巍青山,在我们眼里,已经成为雨林的背影,笼罩着淡蓝的烟霭,青苍而潮润。”文学总是滞后,运动结束了,故事才开始。
就那场游击战争而言,广袤的雨林是重要的依托,她复杂的地貌,提供部队掩蔽,迂回的活动空间;丰富的野生动植物,一定程度维持着战士的生存。漫长的岁月,没有雨林的庇护,这场游击战争的坚持近乎不可能。
又不仅如此。对普通人来说,雨林,曾经是孕育生命的共同母亲。热带雨林分布在地球北纬10度及南纬10度之间,曾经是地球过半数生物的栖息地。大部分当前生活在其他环境中的物种——包括人类,都曾生活在雨林中。由于雨林的地貌、气候、植被等诸多不适宜,我们的先人选择迁徙,离开雨林,散布世界。但至今她仍作为地球的肺,调节着雨量、空气、温度,并为我们提供许多必需的物资。很难想像,失去雨林,人类的生存环境,将会变得如何恶劣!
雨林,无论她曾经怎么被轻忽漠视,但她一直都在那里。她巨大,“青苍而潮润”的背影,也许那是一段悠远的岁月,是曾经的故乡,抑或是奋斗的青春,和不可触及的憧憬。
2、小说是否带有自传色彩?
很难说它带有自传色彩,因为构思过程就没有这样的考虑。
它就是一部空间、时间跨度比较大的长篇小说,铺陈那场运动的几个主要侧面。通过故事串联“紧急状态”“新方针”“突击队南下”“根据地反围剿”等不同的时期;再经由几个主要人物的辗转流徙,跨越新、马、泰、印尼、中国各个地域。由此探寻这段历史的行迹。
如书本引文所言:“小说故事设定在1989年签订和平协议前夕,部队解散之后,马共人的抉择,以及对过往的回忆——肃反、与泰兵交火,两代三代的革命家庭,甚至是新加坡马共同志的归属问题。”
下山之际,和平村一共有22名新加坡籍前部队成员,小说中就有这样一个角色,其中若干细节不免和新加坡籍的作者多少有些交集,有所投射;甚至在书写建设和平村过程的波折,一些素材就来自我那篇〈倘若雨林有知——和平村日记〉。即便如此,他终究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纯粹以小说手法塑造,并非作者的化身。
3、从《雨林告诉你》《可口的饥饿》《野径》《喧腾的山林》到《雨林的背影》,对您来说,马共主题的书写有没有终点?
我是从2015年开始,再回头书写雨林游击题材。说再回头是我在此30年前,还在山里时,曾写过几篇这类小说(最后一篇是1984年底的〈山雨〉)。作为个人生涯纪念,我把它们结集出版,书名《雨林告诉你》。黎紫书读后,恳切地鼓励我续写这类题材,于是有了下半场的接力。辛羽因此有了海凡的分身。此后8年,作品大部分发表在马来西亚、香港、台湾报刊。
在2015年那一刻,我决定再回头书写,是觉得有一些话三十几年后还想说。我们当年那种朴实和炽热的情怀,不要被余生的琐屑,庸碌所掩埋;那一群人的经历不至于被曲解,被遗忘。我分享我的接触,所见和理解。我的重点不在申辩而在呈现。然后在书写过程中,渐渐地才体会到,这是一次回望,更是一次反思和学习。
对于那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运动,那些横跨新、马、泰、印尼、中国广阔地域的许多人和事,我的书写不及千万分之一。“青春与热血,理想与坚持,奉献与牺牲,动荡、饥饿、死亡、伤残,甚至忠诚冤屈光明阴暗高尚卑劣,都在这里发生。雨林中有太多的不能、不想、不愿、不舍、不应轻放——”我想,我既然已经开始,有条件我理应继续。另外,考虑到其他题材的书写,写得比我好的大有人在,而写雨林这块也许我比别人合适,自然应该在此多做努力。我的归来,至今超过30年,在外头的日子已经远超山中岁月。潮声远去,我们这一群人如何适应生活,安顿身心,过一个有意义的余生,或许是我接下去的关注。
4、对您来说,对比此前的短篇和散文,长篇小说的意义是?
我基本只写小说和散文两类体裁。又分别用辛羽和海凡两个笔名,书写不同类的内容,大抵是乡野,雨林,城市三个面向。一个自然人两种文学身分,在今年的早报文学节,有一个讲座和大家谈谈这个情况。
这里要回答的对比,缩小到书写雨林游击生活范围。主要讲小说。
小说当然要讲故事,而又不只是故事,德国的顾彬说得比较极端:“我们为什么不需要故事呢?我们看报纸,看电视,听新闻,生活里有作家们想不出来的故事。我们需要的不是故事,而是揭示。”我的理解是在小说的故事框架后面,应该要有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如果具体的生活是形而下的,那么在此基础上要有形而上的,对人生,对生存状态的思索。这是个人对小说写作的理解与追求。
再者,研究马共历史的本地学者潘婉明博士在她的论文中说:“马共历史是一部不断在移动和跨境的历史。无论在人员的穿越或地理疆域的跨越上。”“我认为马共战斗史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生活史。……马共这场战斗处处落实生活与家的实践。游击是生活,部队是家。”她的观察与我的切身接触与经历相符。
我们几十年身处异域,虽然那是一个悬置的时空,却也演绎着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们在那里试图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当我想从比较深广的时间及空间,去审视和呈现这场运动,写一个长篇小说就成了创作的希冀了。它能有较充分的篇幅,表现一个异质,却符合历史逻辑的集体生活的图景;抒写一条道路走到尽头,集体解体,个人回归时,对个体在精神意识层面上的冲击。这样的情感经历并不普遍,犹如在独立后几十年的和平背景下,战争也很特殊。但它又是时代不应略过的事实。我用这个方式来回应历史。
5、去年花踪文学奖小说组评审记录谈到马共书写,似乎现在新一代马华写作者都很热衷于马共元素。您以过来人的经验,怎么看新一代关于马共的刻画?
我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似乎“马共书写”有点“热门”。近期有一本马共小说选(编按:《夕阳之歌》)由有人出版社出版,里头就收录了19位作者的18篇作品。
既有作为局内人,比如金枝芒、贺巾、海凡的著作;也有局外人,外头的作家,比如黎紫书、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英培安等根据阅读、接触、采访、虚构写下的小说。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马共曾经是一个忌讳,一个敏感课题,被笼罩在浑沌的历史烟尘里。而时代终究在前进,另一方的叙事有了呈现的余地。这是开放,开明社会的一个标尺。文学借助各种挖掘,各种拼接,使这段长期被掩埋的历史有了纵深。黄锦树在序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借文学召唤历史,反思历史。甚至期盼超出既有的历史视域去理解历史。”文学,在这里有了它的份量,它的位置。
写过多篇马共小说的黎紫书曾经感叹:“写马共时怎么也免不了‘鞭长莫及’的问题。不仅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流放以及丛林中的游击队生涯有我们所不了解也难以想像的种种细节,更因为那时代有我们不能理解的人,以及我们既无法体会也难以置信的信仰与情怀。这层层的‘隔’,不能靠文字戳破。”情况也并非那么无力,无奈,她也说“它需要同理,同情与同感,否则我们永远无法设身处地代入当时的情境。”文学是人学,人的情感有其共通之处,这是局外人也能写,并写好马共小说最根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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